作家应该有他自己的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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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作家应该有他自己的时间表

《被折叠的时间：孙甘露对话录》　孙甘露著 译林出版社

本书收录茅盾文学奖得主孙甘露上世纪90年代至今与多位友人的三十多次对话，时间跨越三十余年，对象既有毛尖等学者，也有小白、王朔等作家，此外还有徐静蕾等电影人，谈话的主题既涉及上海、小说、写作等与作者相关的内容，也涉及当时流行的电影、文学风尚的变化等时代元素。三十多次对话反映对话双方不同时期所关心的问题，与沧海桑田的社会变化互为见证。

郜元宝：比较起来，这两年你似乎一直保持低产写作。能否谈谈个中的感受？

孙甘露：怎么说呢？我觉得挺自然的，不认为自己特别勤奋，也不认为特别比别人懒。其实照我目前的状况，如果能写到六十岁，在总数上也颇可观了。也许，我这人太满足于现状了吧。但是，老实说，怎样才是高产或低产，这中间并不存在一定的标准。

郜元宝：标准是有的，只是各人的看法不同。

孙甘露：是这样的。像我这样慢腾腾地一年拿出四五个中短篇，我自己看来还是正常的，因为至少我没有勉强自己。那些高产作家，如果不是出于勉强，我想也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关键是作家应该有自己的时刻表。上次几个朋友一起座谈陈村的写作状况时，我就说过，陈村这时候少写甚至不写小说，并不值得奇怪。也许他的时刻表上这一阵子正发不出车，也许不定什么时候，他又一发而不可收呢。

郜元宝：一个写作者确实要不断掂量自己，要是他不在乎这样的时刻表，或者对自己有没有这个时刻表根本就是一笔糊涂账，只是一味追随社会上流行的阅读需要，或者闻风而动，看到人家新作迭出就眼红，睡不着觉，那就不妙了。

孙甘露：我想一名诚实的写作者，不能只限于读者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他更应该关心“我自己想给以及能给读者什么”。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他自己的时刻表。

郜元宝：你1987年以来的一系列作品，被不少评论者归入了“后新时期小说”“先锋小说”“探索（实验）小说”的名下，有些文章还由此总结出像“马原后小说”“语言游戏”“后现代主义”“主体消解”“写作的瞬间快感”等等文化和审美上的特性。所有这些，或许你也注意到了，不妨谈谈自己的意见。我今天不是以一个评论者和研究者的身份，而是纯粹作为一个朋友来和你对谈，我想我们都可以随便一点。

孙甘露：好的。我想，首先，这些提法都有特殊的理论背景，如果没有“新批评”，没有结构主义叙述学，没有罗兰·巴特的文本理论以及其后的解构风潮，所有这些说法也都不可能出现。我觉得中国人比以前更会活学活用了。能够如此快速和灵敏地对欧洲各种理论做出自己的反应，这件事本身是值得高兴的，它至少反映了评论家们广阔的学术视野。

郜元宝：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我想，包括对你的作品产生的一切评论，都是很自然的事，像其他一切同时代的事件一样，它们自然而然地发生了，不管事后会有怎样的反省、反思和理论上的调整，都不能再绕过这些已经发生的事件。这或许就是评论独立的价值所在吧。

孙甘露：至于有关我本人的作品的评论，作为写作者，实在没有必要说些什么。我只想说，所有那些评论，都是有道理的。不过，在取得一定认识成果的同时，理论也不免要付出某种代价，这是意料之中的事。

郜元宝：能否具体一点？

孙甘露：比如说，对于“马原后小说”的提法，我一直弄不懂它的确切内涵。被称作“探索小说”的那些作家，包括我本人，彼此之间其实都有许多明显的区别。我觉得他们的共性被谈得太多，个性相对就被忽略了。

郜元宝：这一点许多搞评论的人也都有同感。文学评论在我们这里作为一种审美批评还是最近几年来的事，在更多的情况下，文学批评一直充当着社会学、思想史和文化批评的角色，事实上，这后一方面本来也是文学评论所能够和应该负担的工作。不过比起审美批评，后一种角色更多的是注意作家作品在意识形态和文化模式上的共性。这几年，批评界经常谈论的一些话题，大多数便是针对作家作品的共性，这就往往给人一种错觉，好像我们的作家不约而同在写作上选择了几种集体性的取向，区别仅仅在于各自的方式。忽视了批评的审美品格，其功利的一面难免被不适当地夸大了。在这一点上，我想来自作家方面的声音是十分难得的。

孙甘露：如果一定要我说，那么，我想强调的是，我的初衷并不是冲着某种局面而来，我并不想迎合某个局面，更不想制造某个局面。我只是写了自己想写和能写的那些东西，后来碰巧也可以说是不巧被纳入了某种局面。纳入就纳入了，我觉得这也很自然。这或许就是你所说的批评本身独立的意义和价值吧。不过这也许本来就不是一个写作者应该去深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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