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不灭，中国必亡”？86年前的鲁迅为什么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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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鲁迅发表了《病中答救亡情报访员》一文，在该文中，鲁迅先生提出一句惊人言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作为赫赫有名的作家，鲁迅先生的言行总是格外引人注意，但他却提出了如此离经叛道之言论。也正是因为这句话，鲁迅先生饱受抨击。

废除汉字，这并非是鲁迅先生的首创，但正是因为鲁迅先生，这件事情又一次走上了风口浪尖。在舆论的浪潮中，鲁迅先生依旧泰然自若，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直到文章发表的19年后，鲁迅先生的高明之处，渐渐显露出来

汉字改革背景

鸦片战争后，中国对变革的认识逐渐延伸向语文（教育）方面，1868年黄遵宪就提出“崇白话废文言”，即以白话取代文言；1909年陆费逵就提倡简化汉字。1911年清朝学部中央教育会议颁布《统一国语办法案》，辛亥革命后，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在胡适等知识精英的大力推动下，都开始着手进行了语文改革。

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便召开全国的“语音统一会”，开始了国语运动。1918年又公布了注音字母；1920年通令“各省改国文为语体文”，并积极筹备“言文一致”的“统一国语”；同年还颁布《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1926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发布《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于1928年得到国民政府大学院认可，正式公布。

1935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一度明令公布《第一批简化字表》。但是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这些汉字改革的成效都十分有限。不能说是汉字改革失败了，但这改革的的确确没有起到什么效果，现在绝大多数人甚至都不知道20世纪初期有汉字改革这一回事。当然，改革效果不理想的原因有很多，诸如社会动荡、内忧外患。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切的变革都为后来的汉字简化，普通话打下了基础。

早在新文化运动初期，钱玄同等人便开始鼓吹“废除汉字”，他们声称“中国汉字，迟早必废”。而为了废除汉字，他们还提出了解决办法“汉字拼音化”、“改用罗马字”、“采用世界语”等等。在当时所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他们的主张是为了对付当时根深蒂固的旧思想、文化。为此，他们采取了最为激烈的办法-全盘西化”。

主张废除汉字，也代表了新文化运动初期这批知识分子的救国之情，他们想要与旧社会、中国彻底决裂。五四运动时期，钱玄同在《新青年》刊物中发表《中南今后之文字问题》一文。在该文中，钱玄同提出了“废孔学”、“灭汉字”。他在文章中说道：“欲使中国不忘，欲使中国民族为20世纪文明之民族，必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说及道教妖言之汉字，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

当时，“废除汉字”似乎是部分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重要一步，《新潮》一刊，便鼓吹汉字应该用拼音文代替。后来废除汉字又变为了“废除文言文，改用白话文”。

当时无数走在时代前列的名人都纷纷站出来呼吁“废除文言文”，但依旧不乏有人坚使用文言文。为此，还爆发过许多次的辩论。胡适在北大任教时，他在讲台上大谈白话文的优点，但这也引起了部分保守学生的不满。一位学生甚至不惜打断胡适的话，反驳白话文。当时胡适就提到了自己的一件趣事。拒绝朋友的邀请，而胡适只用了短短五个字“干不了，谢谢。”相比于台下学生所想的“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白话文的确简洁不少。

然而就白话文更简洁还是文言文更简洁，时任北大教授的黄侃抨击道：假如你太太去死了，那用白话文就要说：“你太太死了，赶紧回来奔丧。”而用文言文，只需要短短四个字“妻死速归”。

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文言文更简洁还是白话文更简洁，成为了不小的纷争。

汉字的捍卫者

留日时期的鲁迅可以说是一位汉字捍卫者。1908年，鲁迅先生作《破恶声论》，而这篇文章中的“恶声”一是指的“国民”、是“世界人”。鲁迅先生在文中说道“甲之说曰，破迷信，崇侵略也……乙之说曰，同文字也，弃祖国也”

在这一文中，足见鲁迅先生对汉字的呵护。此外据有关史料记载，鲁迅先生曾经在1908年夏天同周作人、钱玄同、徐寿裳等人一同前往民报社听章太炎讲《说文解字》。

章太炎是个十足的汉字推崇者，他宣称“以国粹激励种性。”希望通过教育来达到“文学复古”的目的。直到晚年，章太炎依然坚持“文字亡则种性失。”

汉字改革的支持者

作为当时民国教育部部员，鲁迅先生还曾经参加过1913年教育部组织的“读音统一会”。这场会议，对国音标准和注音字母展开了讨论最终在标准音上尊重北方立场，而在注音字母上则是南方获胜。

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的讲义稿《汉文学史纲要》的第一篇就是“从文字到文章”,鲁迅先生认为文字的创造“所当绵历岁时，且由众手，全群共喻乃得流行，谁为作者，殊难确指，归功一圣，亦凭臆之说也。”

五四运动过后，鲁迅也曾经公开表达对五四汉字革命的看法。1927年鲁迅先生作《无声的中国》演讲稿，揭示在五四时期胡适的文学革命的同时，还有一个钱玄同的文字革命，在该稿中鲁迅先生这样说道：“在中国，刚刚提起文学革新，就有反动了。不过白话文却渐渐风行起来，不大受阻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因为当时又有钱玄同先生提倡废止汉字，用罗马字替代。这本也不过是一种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欢改革的中国人听见，就大不得了了，于是便放过了比较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话乘了这样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

在鲁迅看来，胡适白话文学革命的顺利成功的一大重要原因就是有了钱玄同的汉字革命这块“挡箭牌”。

鲁迅后来的发言表明了其支持汉字改革的立场越来越明确。在1930年代的大众语和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中，他陆续发表《汉字与拉丁化》、《门外文谈》、《关于新文字》、《中国语文的新生》、《论新文字》等文予以支持。

“文艺大众化”讨论中的沉默者

1930年到1932年的“文艺大众化”讨论，可以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左翼”延伸，因此也继承了“五四”将文学与语文问题一并讨论的特点。文振庭把“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分成四次，第一次是1930年到1931年，第二次是1932年，第三次是1934年，第四次是1938年到1948年。

鲁迅其实从一开始并不支持废除汉字并用拼音拉丁字来取代的主张。在“五四”时期，鲁迅没有声援钱玄同、黎锦晖的《废除汉字采用新拼音文字案》。

在“文艺大众化”（1930-1932）的第一轮讨论中，鲁迅提出的意见也非常平实：“读者也应该有相当的程度。首先是识字，其次是有普通的大体的知识，而思想和情感，也须大抵达到相当的水平线。否则，和文艺即不能发生关系。若文艺设法俯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

倘若此刻就要全部大众化，只是空谈。大多数人不识字；目下通行的白话文，也非大家能懂的文章；言语又不统一，若用方言，许多字是写不出的，即使用别字代出，也只为一处地方人所懂，阅读的范围反而收小了。

总之，大众化的文艺，也固然是现今的急务。若是大规模的设施，就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许多动听的话，不过是文人的聊以自慰罢了。”

在瞿秋白参与“文艺大众化”讨论期间，鲁迅基本上保持了沉默，没有发表意见。但这并不意味着鲁迅和瞿秋白的意见完全一致，在“硬译”和欧化语法这一方面，二人的态度完全不同。

鲁迅先生支持“硬译”，而瞿秋白并不同意鲁迅关于“硬译”的意见。瞿秋白在《普罗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中批评“五四式的白话”，称：“有些是所谓‘直译式’的文章，这里所容的外国字眼和外国文法并没有消化，而是囫囵吞枣的。”又在《大众文艺的问题》中批评革命文学阵营“完全不顾口头上的中国言语习惯，而采用许多古文文法，欧洲文的文法，日本文的文法，写成一种读不出来的所谓白话，即使读得出来，也是听不惯的所谓白话……尤其是翻译都在随意地写着那种新式的文言（所谓白话）。”

当然，鲁迅的“沉默”并不表示鲁迅反对“文艺大众化”。鲁迅的生活无法接近群众，不可能用大众的语言进行写作，但他却以另外的方式支持“文艺大众化”，例如鼓励连环画和木刻的创作。但对于瞿秋白废除汉字改用拼音字的主张，若对照他在第一次讨论中平实的意见，以及“五四”时期没有声援钱玄同相同主张的事实，鲁迅的态度恐怕是有保留的。但更值得注意的是，鲁迅认为钱“玄同提出废止汉字，用罗马字母来替代”后，反对白话的保守者转移目标骂钱玄同，“白话乘了这样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

于是鲁迅说：“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

汉字拉丁化的支持者

第三次讨论后，鲁迅连续发表了好几篇文章批评汉字、支持拼音的很多观点，诸如不顾方言拼音字产生的后果，几乎跟瞿秋白的想法完全一致。例如，在《答曹聚仁先生信》中，鲁迅就说：“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推行大众语文，必须用拉丁化……”

1934年底鲁迅先生在《拥护新文字六日报》上发表《且介亭杂文关于新文字》一文，在该文中鲁迅先生明确地表达了支持拉丁化新文字的主张。

鲁迅先生在《中国语文的新生》一文中指出：“那么，倘要生存，首先必须除去阻碍传布智力的结核非语文和方块字。如果不想大家来给旧文字作牺牲，就得牺牲掉旧文字。走那一面呢，这并非如冷笑家所指摘，只是拉丁化提倡者的成败，乃是关于中国大众的存亡。要得到证实，我看也不必等候怎么久。”鲁迅先生把问题提到非常尖锐的程度，即“如果不想大家来给旧文字作牺牲，就得牺牲掉旧文字”。

鲁迅认为，中国虽有文字，但“识字的却大概只占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二，能作文的当然还要少”，因而“中国现在等于并没有文字”。因而将汉字改革视为晚清以来语言文字改革的根本，认为清末的办白话报和五四文学革命“还只知道了文章难，没有悟出中国等于并没有文字。”

目前大众语文的提倡也还没有碰到根本的问题：“中国等于并没有文字。”鲁迅将拉丁化新文字视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待到拉丁化的提议出现，这才抓住了解决问题的紧要关键。”

在鲁迅先生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他还与蔡元培、郭沫若、茅盾等文化界人士一起在上海参加“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的大型签名活动，并与上海的十五个团体和二百多名文化界人士联合提出三百多个手头字，支持“手头字”运动。

在拉丁化新文字和罗马字拼音两个改革方案的争议中，坚定地站在拉丁化新文字一边。在病中，鲁迅先生接受《救亡情报》访员采访，表示：“新文字运动应当和当前的民族解放运动，配合起来同时进行。”同时他还将自己宣传拉丁化运动的文章得到的稿费捐给拉丁化运动。鲁迅逝世，其丧仪行列中就有不少拉丁文字的挽联，其中郭沫若的挽联是：旷世名著推阿Q，毕生杰作尤拉化。

在“文艺大众化”的前两次讨论中，鲁迅先生保持了沉默，因为他知道自己在文化战线中的重要地位，但，瞿秋白提出的“汉字落后论”和“废除汉字论”太过于夸张。以至于在第三次讨论中，鲁迅先生不得不发声。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汉字改革中，鲁迅先生也只是众多支持改革的文化分子之一，鲁迅自知不是文字方面的专门家，但他还是化名以《门外文谈》为题，系统地表达了他对于文字与汉字改革问题的意见，除了表达与“从文字到文章”相同的观点外，他还在此文中特别强调的是汉文特别是汉字对于一般民众的“难”。

在这场汉字改革运动中，鲁迅先生提出的骇人之词“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也仅仅是为了开汉字改革之“窗”，有些人表面看起来极端，但却是为了汉字更好的发展。鲁迅先生提出这一句话，可谓是煞费苦心。不惜背负骂名，也要促进汉字改革的进行。鲁迅从来都不是汉字的抵制者，在历史的洪流中，在汉字改革的浪潮中，鲁迅先生选择用自己的方式去推动汉字改革的进程。鲁迅先生深知，对于深恐改革的国人来说﹐提倡拉丁化肯定非常艰难。信奉中庸之道的中国社会“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各种形色的反对势力将会把改革拖入泥潭﹐所以，为了引起人们对改革的注意﹐有时也“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反抗﹐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所以鲁迅先生才会做出如此“偏激”之举，而他的“偏激”是为着效果故意而为。

鲁迅先生的“偏激”，饱含着先生对汉字、对中国的深厚感情。在汉字改革过程中，鲁迅先生是态度鲜明地探寻，是行动上的稳步推进。他的立场和实际行动，则是对中庸之道的践行。

1955年1月，教育部发布了《汉字简化草案》，至此声势浩大的汉字改革运动结束。《汉字简化草案》不仅将原有的汉字进行简化，而且规定了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而此时，距离鲁迅先生提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已经过去了19年。

回到汉字改革问题上，没有一个多世纪以来几代人的汉字、汉语改革的努力，今天的汉字很难获得现代生机，在国族危机的激发下开展得近现代以来汉字改革，为今天的汉字的现代化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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