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与嵇康：正始文学的灿烂双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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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与嵇康，“竹林七贤”中最负盛名的两位名士、“正始文学”的灿烂双璧。他们知识渊博、才华出众，却碰上“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特殊岁月。乱世之中、威权之下，他们一个以命相抗，身首异处，却至死泰然;另一个屈作贰臣，得全首领，却郁郁而终。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古典文学学者徐公持《阮籍与嵇康》一书，书写了“嵇阮”的跌宕人生，感怀魏晋风骨背后名士的痛苦与挣扎。

魏晋名士代表阮籍和嵇康

阮籍出生于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嵇康比阮籍小十四岁。嵇康不仅为人正直、才华出众，并且相貌堂堂，是当时公认的美男子，《世说新语·容止》中说他“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他们在曹魏政权相对稳定的时期度过少年和青年时代，也都与曹魏王室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不过，当他们分别跨入青、壮年的时候，正好碰上“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特定岁月，黑暗险恶的政治情势使得他们的理想和志向无从实现。出于洁身自好的考虑，他们对混乱的时局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逐渐产生颓放隐遁之心。在书中，作者将二人的这种转变称为从“荣进之心”向“任逸之情”的转变。这种转变有一定的代表性，一个鲜明的体现就是“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以阮籍、嵇康为中心，还有山涛、向秀、阮咸、刘伶、王戎。他们都没有参与当时政坛上的争斗，被认为是清高之士。他们经常在嵇康山阳居宅附近的一个大竹林里聚会交谈，逍遥酣畅。政治热情冷却之后，两人在日常生活中有不少奇特的表现。作者举例说，如阮籍有时候闭门读书，整月不肯外出一步;有时候去登山临水，又终日忘归。他还独自驾着牛车，让牛随便往哪里拉，直到荒野无人之处才大哭着回来。嵇康的一个奇特爱好是打铁，他经常在家门口的柳树下架起炉子以打铁为乐。“阮籍、嵇康的这些表现，实际上就是以土木形骸的方式，来表现自己超脱俗情、藐视功名的心志。”书中写道。

《阮籍与嵇康》一书中的《药与酒》一章还分析了两人与药、酒的关系。药与酒是魏晋名士几乎不可缺少的两样东西，二人更是以服药饮酒闻名当世。嵇康对服药一事非常推崇，这是他养生的一部分。他在诗里写“沧水澡五藏，变化忽若神。恒娥进妙药，毛羽翕光新”，想象自己服食之后会成为神仙。又如“采药钟山隅，服食改姿容”，叙述自己不仅在家里服药，还常外出采药。不过，服药的结果似乎与嵇康所期待的有很大距离。作者分析，从他后期的表现来看，嵇康“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的性格更加明显。

阮籍似乎是不服药的，但是嗜酒如命。醉酒能够暂时忘情于事，嗜酒的魏晋名士期待借着酒力达到飘飘欲仙的感觉。阮籍是有酒必醉的人，目的也是想通过这个方式超脱现实。

至于为何嵇康偏于服药而阮籍偏于饮酒，作者也从两人的性格层面有所分析。服药是一件相当麻烦的事情，包括采药、调配处方等等，“嵇康是一名精细干练之人，适于此道。至于阮籍，他的性格浑朴旷放，对这种精细而又危险的高级享受是不能适应的。饮酒显然要简单易行得多。”

砖画“竹林七贤” 南京博物院 藏

两人的不同结局

同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为何阮籍得以善终，嵇康却惨遭杀头?作者从嵇康的“绝交书”和阮籍的“劝进文”入手寻找答案。

嵇康以种种方式显示他在政治、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上同司马氏集团格格不入的态度，但司马氏仍然对他极尽拉拢之能事。景元二年(公元261)，司马昭派出嵇康之友——尚书吏部郎山涛出面，以山涛即将转散骑侍郎，吏部郎出缺为由，推荐嵇康来自代。这样的安排就给了嵇康一个台阶，让他在接受官职的同时，可以不承担直接受命于司马氏的名义。

作者分析，司马昭这一手安排相当周到，他给嵇康的政治转向提供了转圜的余地。但是，嵇康对司马氏的残暴和虚伪了解得太透彻，他蔑视司马氏集团，也不屑于司马氏给予的官职，无论以何种方式，他都不愿接受司马氏的政治赐予。于是他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这篇著名文章，作为对山涛(字巨源)，也是对司马氏的答复。

这篇长文共一千七百字。文中，嵇康阐述了作此文的缘由、思想状态、思想性格、信服养生之道以及不愿为官的理由。文章态度严峻、语意深长，也是一篇魏晋散文杰作。《与山巨源绝交书》一出，司马昭明白，嵇康是不可能为司马氏集团服务的。并且，文中还有“非汤、武而薄周、孔”之语，这是对司马昭的影射攻击。可以理解为，嵇康实际上写了一封与司马氏的绝交书。

司马氏集团的威逼利诱也给阮籍带来沉重的精神负担，他的心里充满忧虑和恐惧。如他在诗中所写，“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这些作品表明，阮籍的意志不是那么坚强，反而非常脆弱，所以司马氏对他的拉拢也颇有成效。

景元四年(公元263)，司马昭的篡权事业到了非常紧要的时期，即加封自己为晋公，位相国，加九锡。为了显示此事众望所归，还需要有人写一篇“劝进文”，这篇文章指定由阮籍来书写。事到临头，阮籍想用醉酒的方式来蒙混过关，然而司空郑冲写了亲笔信，并且派专使前来督促，即刻就要拿到文章。阮籍既无法推脱，又不敢不写，只好带着酒意当场挥毫。这篇文章题为《为郑冲劝晋王笺》，写此文等同于阮籍公开表态拥护司马昭。

作者在书中总结：“阮籍、嵇康在政治态度上的微妙差异，经过长时间的演变，发展为完全不同的结局。嵇康由不满而反抗，成为阶下囚，终于被杀;阮籍由不满而屈服，成为座上客，终于受优待。”

不过，作者并没有完全否认阮籍的品性。他认为，阮籍写“劝进文”毕竟是不得已而为之，主要是他性格软弱的结果，而不是投机取巧、钻营迎奉的表现。写完“劝进文”之后，阮籍的精神状态也完全垮塌，一个多月后便去世了。可以想象，他被迫写“劝进文”，内心的愧悔和痛苦是何等强烈。这篇文章对他本人来说，无异于一篇“催命书”。

傅抱石《竹林七贤》

各领风骚的名士风范

除了两人的名士风范之外，普通读者对两人了解最多的是其文学成就。在这本书中，作者详述了阮籍、嵇康的文学成就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显然，在刘勰看来，嵇康长于文，阮籍长于诗，两人各领风骚。这在文学史上已经成为定评。

阮籍最主要的诗歌成就是《咏怀诗》八十二首。这组诗的内容非常广泛，除了对当时社会发出一些忧虑的嗟叹之外，也有讥讽、念友、隐逸神仙等方面的题材涉及。一些在散文中不便写、不敢写的敏感话题，也在《咏怀诗》中有所涉及。

以第十七首为例，作者抒发了对一名亲友的思念：“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诗人反复抒发了对这名友人急切的思念之情，含蓄蕴藉又自然飘逸。

放在整个诗歌史上，阮籍的这组《咏怀诗》也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从五言诗的发展过程上看，建安时期是“五言腾跃”的里程碑。“三曹”“七子”都有许多优秀的五言篇章，尤其是曹植，更是把五言诗推进到备极成熟的境界。阮籍的《咏怀诗》在反映重大社会现实方面是不如建安诗歌的，但它在个人抒情的深度、描写复杂曲折的内心活动上，以及在运用比兴手法上，又有超越前人的建树。“所以虽不能说《咏怀诗》全面发展了五言诗，但完全可以说《咏怀诗》创造了五言诗的一个新境界，堪称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代表性的优秀五言诗之一。”作者在书中写道。

嵇康的诗歌成就不及阮籍，不过他的四言诗受到《诗经》和曹操影响，写得颇有特色。如《赠秀才入军》第九首：“良马既闲，丽服有辉。左揽繁弱，右接忘归。风驰电逝，蹑景追飞。凌厉中原，顾盼生姿。”把从军者的英武身姿和高超武艺写得有声有色。另外，嵇康的散文成就比阮籍更大一些，他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与吕长悌绝交书》是散文史上的名作;他的论说文辞锋锐利、批判性强、观点新颖。

作者还分析了嵇康对后世传记散文写作的影响。嵇康散文《圣贤高士传》的写法是一人一传的短篇传记形式，后世人物传记散文皆是沿着嵇康的思路写的。可以说，两晋以及南北朝时期各种史书之外的短篇传记大量出现，嵇康是其“导波澜者”。

晋代才女谢道韫对嵇康十分推崇，曾写有《拟嵇中散咏松》一诗，诗中有“遥望山上松，隆冬不能凋。愿想游不憩，瞻彼万仞条”之句，赞扬嵇康无所畏惧的人格。艺术家顾恺之也十分推崇嵇康，还曾为他的诗作作画。

从文学成就来看，两人无愧于正始文学的灿烂双璧。（济南时报·新黄河 记者：徐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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