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学的展开：王龙溪与中晚明的阳明学（增订版）》新书发布会在穗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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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良知学的展开：王龙溪与中晚明的阳明学（增订版）》新书发布会在穗举行

南方网讯 12月10日，彭国翔《良知学的展开：王龙溪与中晚明的阳明学（增订版）》新书发布会在广州学而优书店新港店举办。

阳明学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逐渐被重新发掘，至21世纪有成为显学之势。彭国翔教授所著的《良知学的展开：王龙溪与中晚明的阳明学》初版迄今二十年，已经成为理解王龙溪以及整个中晚明阳明学发展的必读之作。今年11月上海三联书店推出了它的最新增订版。

作者在《良知学的展开》一书以中晚明阳明学的核心人物王龙溪为取样，全面、彻底地考察其哲学思想，进而扩展到中晚明阳明学的整体脉络，探讨其思想内涵与发展线索，既进行专精深细的个案研究，又以问题为中心条分缕析地把握阶段哲学思想史的发展，并使二者彼此支持、有机结合，从而使中晚明阳明学丰富的思想内容获得了深入清晰的展示。

作者简介：

彭国翔，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哲学学院教授。曾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以及世界多所大学与研究机构的客座教授、访问学人与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哲学、思想史以及中西哲学和宗教的比较。著有《身心修炼：儒家传统的功夫论》《中国哲学方法论：如何治中国哲学》《智者的现世关怀：牟宗三的政治与社会思想》《近世儒学史的辨正与钩沉》《儒家传统：宗教与人文主义之间》《重建斯文：儒学与当今世界》《儒家传统的诠释与思辨：从先秦儒学、宋明理学到现代新儒学》《儒家传统与中国哲学：新世纪的回顾与前瞻》等。

精彩试读

自序

一部学术著作的价值，是要经过时间检验的。如果一部学术著作问世二十年之后，仍能被视为所在领域不可绕过的必读之作，该书的学术价值，应当可以说通过了检验而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今年恰好是我的《良知学的展开：王龙溪与中晚明的阳明学》初版二十周年，上海三联书店雅意新版，海内外学界的前辈同行再予背书，都是对此书的充分肯定。这当然是让我感到欣慰的。

此书的初版，是2003年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繁体字版。当时蔡仁厚、刘述先两位先生曾赐序鼓励。如今二人俱已作古，令我思之不胜唏嘘。好在文字可以留存于历史，这两位我尊敬并和我保持了长期交往的前辈撰写的序文，已经得到了永远的保存。二十年来，老辈凋零，不只两位先生。每每想起自己得益于诸多前辈之处，无论是精神的感召、思想的启迪，还是知识的累积，更不必说人生种种的支持，我的感激与思念之情，都会涌上心头！

本书的第二版，也是简体字的初版，2005年由北京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作为“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第九辑的一种出版。由于本书基于我2001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在作于2004年10月的那一版的后记中，我简要说明了博士论文诞生的经过。如果说一本博士论文意味着多年地积累，那么，当年以王龙溪与中晚明的阳明学为研究对象，在八个月内撰写了四十八万字的博士论文，还不包括两篇附录的文字，正是我从大学到硕士、博士这十年间不断阅读与思考的结果之一。大学、硕士和博士的十年，我可以说心无旁骛、全神贯注，几乎达到了“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的地步。

2005年简体字版初版时，本书已经超过六百页，成为“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有史以来最厚的一本。因此，当时的附录只有“王龙溪先生年谱”，略去了“明刊《龙溪会语》及王龙溪文集佚文——王龙溪文集明刊本略考”。但是，“王龙溪先生年谱”固然是历史上的首作，我对王龙溪文集明刊本的研究，尤其是在北大图书馆善本室发现《龙溪会语》，并将《龙溪会语》中没有被后来各种版本的《王龙溪先生全集》收录的若干文字特别辑出并专门加以考察，更是为王龙溪以及中晚明阳明学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第一手文献。因此，2015年简体字初版十周年之际，本书作为“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修订版之一再次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时，我便将“明刊《龙溪会语》及王龙溪文集佚文——王龙溪文集明刊本略考”作为“附录二”收入其中。除了新写的一篇后记，增补的部分就是这篇文字。事实上，本书2003年台湾学生书局的繁体字初版，附录原本就包括“王龙溪先生年谱”和“明刊《龙溪会语》及王龙溪文集佚文——王龙溪文集明刊本略考”。在这个意义上，2015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增订本，除了陈来先生的新序、我新写的后记以及若干修订之外，主体部分包括正文和附录，可以说就是2003年台湾学生书局版的简体字版。

当然，2005年简体字初版十年之后，历史进入了一个和我在1998—2001年撰写博士论文时期颇为不同的年代。时代变迁引起的一些问题让我引发的一些思考，在2015年北京三联书店的增订版后记中有所反映。对照2015年增订版后记和2005年初版后记，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出我在心境与关注上的一些变迁。如今，八年过去，心境与关注自然不能没有变化，但是，关联于阳明学、儒家甚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如今我所要表达的，恐怕大体仍不出我在2015年增订版后记所写的内容。换言之，那篇后记中我的关怀所在，如今恐怕仍然挥之未去。这是不是说明：我所关注和思考的那些问题仍然存在、未尝消解，甚至愈演愈烈了呢？两版后记本版均予收录，有心的读者阅览，必当能于此深长思之。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最新的版本虽然做了全面的校订，但参考文献中现代学者相关的研究成果，以2001年为下限。这是因为我的博士论文完成并定稿于2001年4月，之后问世的相关研究成果，包括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论文，自然不在其中。书中的个别观察和判断，比如一处脚注提到中文世界似乎尚未见有关于管志道的专门研究，也以我完成论文的2001年为限。后来逐渐有了关于管志道的专题研究，例如我在清华和北大指导的学生王硕，其博士论文便以管志道为题。如今的新版没有将2001年之后有关阳明学的研究成果补充进去，只是如实反映当时写作的情况。不过，在我撰写博士论文的时候，2001年之前海内外相关的各种研究成果，包括博、硕士论文，则几乎网罗殆尽，最大限度地消化吸收到了本书之中。细心的读者留意书中的论述、注释以及书后所列参考文献，当一目了然。

那么，我为什么首先要说明这一点呢？因为学界常有一种不良的现象：似乎越少参考、消化和吸收他人既有的相关研究成果，越能表示自己的研究具有原创性。这当然荒唐可笑，不懂现代学术为何物。所谓“温故而知新”，如果不知道自己研究的题目迄今为止已经取得了哪些成果，哪些问题早已被以往学者的研究解决，又如何保证自己的研究能够推陈出新、不拾人牙慧甚至还不及以往学者早已做过的研究呢？除了个别研究成果难免会有遗漏之外，如果不知道以往的研究者在相关领域已经做过什么、做到什么程度，意味着必要的知识方面的准备工作尚未做好，属于学术训练和学术意识不够。至于了解以往的研究成果，甚至暗中袭取，却佯作不知，则属于“诚”德有愧的“心术”问题了。事实上，后一种做法不过是掩耳盗铃。因为同样的题目学界何人先做、何人后做？后者较之前者是“推陈出新”还是“拾人牙慧”乃至“窃取”？同行稍加留意，尤其是以当今网络和检索工具的便捷，焉有不知？所以，那种蓄意忽视他人既有研究成果的做法，比起缺乏专业学术训练和学术意识所致的无知，更是一种心胸促狭、缺乏自信的表现。这样的学术研究达不到真正的一流，是可想而知的。我在2015年版的后记中已经提到张载“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的话，有志于学术而不甘庸碌的朋友，于此当有共鸣。

还有一点我想说明的，是我对于运用原始文献的看法。本书对于原始文献的运用，尤其是有关阳明学的各种文集和史料，大都以未经现代标点的文本为据。有些是收录于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之类的影印文集；有些如《龙溪会语》《王龙溪先生全集》以及不少阳明后学的文集等，则直接以明清刊刻的线装古籍和善本为据。之所以如此，一方面由于那时大量阳明后学的文集尚无现代标点本问世；另一方面则是我历来认为，解读原始文献最好基于未加现代标点的白文本。我自己的经验是：如果对古文的思想内容（“义理”）理解准确，解读时一定不会断错句读；但凡句读有错，多半是没有读懂所致。这一点，我想大体也是中国人文学界的共识。也正因此，我曾经任教的清华、北大和浙大，几乎每年研究生入学考试题目中都会有古文断句的内容。毫无疑问，这正是对学生古文理解能力的考察。而我自己至今仍不时和学生一道研读线装古籍，为的就是不断培养和提高直接解读古典的能力。在我看来，真正的专业学者必须具备这一能力。因此，对于专业的学者来说，现代的标点本实际上并不十分需要。而对于社会大众来说，即使有了再多阳明后学文集的现代标点本，且即便将标点的错误降到最低，恐怕也极少有人会持续投注心力地去研读。这或许是我个人的偏见，但至少对于通过直接研读未加标点的古籍以提升专业的研究能力而言，恐怕不无意义。

本书问世以来，海内外同仁多有谬许。但我想说的是，就阳明学研究而言，本书以王龙溪作为透视整个阳明学的焦点的写法，即那种将“点”（个案）与“面”（阶段哲学思想史）有机结合并使二者相互支持的取径，只适用于像王龙溪那样的人物。因为他一方面高寿，亲身参与并见证了阳明学从兴起到鼎盛的完整过程；另一方面他居于阳明学各种论辩的核心，足以成为考察阳明学所涉义理各个方面与层次的焦点。其他阳明后学罕有同时具备这两项条件者，所以其研究并不能照搬那种写法。如果不限于阳明学的范围，而是就更为广泛乃至一般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来说，研究对象适合采取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就更不存在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而要由研究对象自身的特点来决定了。不过，如果说本书在初版二十年后的今天仍能具有些许参考的意义，除了书中关于阳明学的若干文献、论证、观察和判断之外，或许还在于书中体现的我对于学术研究的方法论自觉，包括“文献基础、西学素养和国际视野”这三元一组的观念架构以及“中西双向互诠”的基本原则。对此较为系统的自觉和反省，详见我的《中国哲学方法论：如何治“中国哲学”》（上海三联书店，2020），有心的读者可以参看。当然，这些方法论自觉并不限于本书，而是几乎反映在迄今为止我所有的研究工作之中。

陈来先生在本书2015年增订版的序中曾说本书“承担了他的世代开启阳明后学研究并使之发展的使命”。从我完成博士论文迄今，二十余年来，在阳明学乃至整个宋明理学的领域，无论是文献的搜集和整理，还是研究论著的发表与出版，在数量上都呈现出极大的增长。其中的一些成果发掘和探讨了以往研究薄弱甚至未尝触及的人物及其思想，的确可喜可贺。但另一方面，如何避免拾人牙慧，让“后出转精”就每一项研究而言都能不停留在“应然”的层面，依旧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我自己指导学生博士论文选题时，历来要求他们不要重复学界既有的题目，而是尽可能去探索那些以往尚未被深究的人物及其思想世界。在我看来，学术工作是一项“共业”，好比大家共同在建造一座宫殿，只有在那些未竟之处添砖加瓦，才能算得上真正的贡献。在已经完工的地方造作，非但并无用武之地，硬要叠床架屋的话，反而会破坏建筑的结构和美感，其弊已经不是“狗尾续貂”所能够形容的了。如何避免这一点，需要真正以学术为志业的学界同仁们的自觉和精诚。

为了能将本书最新的版本呈现给读者，作为初版迄今二十周年的纪念，上海三联书店的朋友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责任编辑亚平女士尤费心力。我在清华任教时曾指导过的学生李卓，辑出了北京三联书店版的一些引文问题；我现在浙大指导的学生蔡昊洋、陈辰参与了本书清样的校订，尤其是王若言，校出了一些以往未曾留意的误植。正是她/他们的工作，使得本书有了这一最新版本；使得其中可能存在的错误，较之以往诸版，也减少到了最小的程度。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校订最为精良的一个版本了。在此，我要向诸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彭国翔

2023年9月29日—10月2日于羊城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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