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读吉川幸次郎的《中国诗史》

发布时间:2024-11-28 17:32

为什么要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生活常识# #阅读习惯#

湘人彭二/文 读吉川幸次郎的《中国诗史》,如今还有必要吗?何况它还是1970年代前的研究成果。《读杜札记》是我拥有的第一本吉川幸次郎的书,是多年前我在网上买的旧书。这本书,吉川只写到杜甫遭遇安史之乱,后来杜甫到成都及以后的诗作,都没有涉及。我读的很不过瘾,还想找吉川的其他书来读,却发现国内几乎没有。等到读库这两年推出吉川幸次郎系列丛书,我终于尽享吉川的饕餮盛宴。

这里我想谈谈《中国诗史》。它是吉川幸次郎系列丛书中目前最厚的一本,是吉川有关中国诗歌及诗人的部分成果的合著。编者是吉川的学生,他把老师研究的很多精华荟萃在这本书里,从中可以大体窥见吉川丰富的精神世界。

《中国诗史》

[日]吉川幸次郎 | 著

[日]高桥和巳 | 编

蔡靖泉 陈顺智 徐少舟 | 译

读库 | 新星出版社

2022年9月

先做普通读者,然后才是文学评论家

当下一些文学评论的书,有一种现象:作者对各种文学理论很熟,给人以知识渊博、纵横中西的感觉,但实际上却是为理论而理论,无病呻吟,人云亦云;翻遍全书,作者对文学作品的阅读感悟谈得很少。或者谈了,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甚至让人产生他并没有读作品的狐疑。

吉川幸次郎不一样。隔着几十年时间的长河,读他的《中国诗史》,仍然能强烈地体会到他首先作为阅读者那种强烈的感受力。读完,让人信服,而且被他独特的创见所吸引。

试举曹植为例。在曹植那么多作品中,选择哪一首诗歌是颇费思量的事情。到底哪首,才最能代表曹植的精神气质,每个阅读者乃至专家恐怕都有自己的答案。而吉川幸次郎说:“曹植的诗歌有着热烈充沛的思想感情,若要了解曹植诗歌的特色,则先读这首《野田黄雀行》大概较为合适。”原诗如下: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

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

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吉川幸次郎阐释说,“这首诗首先描绘了两种剧烈动荡的自然景象。‘高树多悲风’,是写高耸的树木招致暴风的吹打,‘海水扬其波’,是写辽阔的大海翻扬着汹涌的波涛,诗正是以这些震撼人心的景象描写作为发端,用以提示隐寓诗中的激切之情。诗在后面所描绘的情景:少年用利剑挑破罗网,放出投入罗网的黄雀,黄雀逃离罗网而飞向高空,又如石子一样落下来向少年致谢,这些情景也都是动人心弦的,并且也隐寓了深沉激切的感情”。

就像《野田黄雀行》是深沉激切的一样,吉川幸次郎的阐释,也完美地还原了曹植的那份深沉激切。这真是好的作品碰到了一个一流的读者。这是作者的幸事,也是我们今天读者的幸事。

曹植的那份深沉激切,也曾被一些文学批评家注意到了。而吉川幸次郎提到曹植对友情的抒写,却是对研究曹植领域独特的贡献。他是这么说的,“曹植这样的抒写和赞美深厚炽热的友情的诗歌,在文学史上具有一种划时代的意义。他之前的时代,即产生《诗经》的先秦时代以及汉代,抒写类似炽烈友情的诗歌,虽然也有传说是汉代苏武与李陵的赠答之作,但它们毕竟不足为信。抒写友情,是曹植之后中国诗歌创作中最重要的主题。抒写友情的诗歌,在中国诗歌里的地位,则与描写男女爱情的诗歌在西方诗歌中所占的地位相同。曹植,则正是中国文学史上书写炽烈友情诗歌的开创者。换言之,曹植乃是友情在人们生活中所具有的宝贵价值的发现者”。

读完吉川幸次郎的这段话,我有想重读曹植的冲动。文学需要新的感受力,而吉川幸次郎的文字帮助我重新审视自己对文字、对文学的感受力。

而吉川幸次郎作为文学阅读者的感受,在《中国诗史》里还可以看到很多。他甚至不避讳自己的“浅薄”。比如在539页,他提到自己读王士祯的《秋柳四首·其一》“愁生陌上黄骢曲,梦远江南乌夜村”时的感受,“这两个词(‘黄骢曲’和‘乌夜村’——笔者注),包含有如前所述很不好理解的两个典故。像我这样学识浅薄的人,对这两个典故固然没有什么心得体会,而与山人同时的,钦佩他这几首诗的人,也不见得全部都清楚。然而,即便是对我这个浅薄无学的人来讲,这两个词也有它的魅力,使我产生了好奇心理。并且,在这两个陌生、洗练、美丽的词语中,我想象到了伴随着的某种传奇性的故事。即使对那些传奇故事的内容并不全部清楚,但想象它们也已经很甜蜜甘美了。再说,这两个词是分别紧连在‘陌上’和‘江南’这两个单词后面,所以,益发令人觉其甘美。‘江南’不用说是一个带有甘美情调的词语,而‘陌上’则可以使人联想到《陌上桑》这一古老的恋歌。因此,它们也是甜美的。”

吉川幸次郎不是不知道清朝已有学者做出解释,指出《黄骢曲》是唐太宗为悼念他的爱驹之死而做的乐曲,而“乌夜村”,则是晋穆帝皇后出生的村子。但吉川仍想尝试,带着自己阅读体验去理解这首诗。因为他认为,提倡“神韵说”的王士祯写这首诗,托寓不是最重要的,语言才是。

作为评论家的吉川:跳出圈外的眼光

吉川幸次郎不仅是一个普通读者,也是一个眼光独到的学者、文学评论家。他的评论不受政治、国别的裹挟,这也是我读《中国诗史》如沐春风的原因。

在《中国诗史》里,收录了吉川的一篇演讲稿《中国的古典和日本人》,放在最末尾,不注意就略过了,却非常值得一读。从这里,我们也许能找到吉川为何不受政治影响的蛛丝马迹。

在这篇演讲稿里,吉川谈到中国现代作家巴金的一部小说《第四病室》,是讲抗日战争末期,在重庆,一个学生和一个工人同处在一个医院的第四病室。看病的女大夫非常热情,看到这个学生对于做手术很害怕,很紧张,就送了两本书给他,其中一本是《唐诗三百首》,女大夫告诉男学生,“诗歌可以镇定安抚人的神经”。

但年轻的学生充满着对手术的恐惧不安,并没有看这两本书,只是放在一旁。一天醒来,他看到那个在汽车库工作折断右腕的工人在看那本《唐诗三百首》,并且哭了。这个工人在读杜甫的《月夜忆舍弟》:

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

吉川幸次郎因此产生很多的感慨,他说:“人类不单是个人的事,‘人’经常作为‘人们’,即经常作为复数的人而存在,在这个基础上,人为众人而生,据此而成为完整的人,因此,作为单数的人而生存,即作为遁隐之人而生活,不是人的本来面目。人的面目本来是,而且应该是向人行善,并且,个人又从他人那里领受善意而生存,这些是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这种精神,经常表现在文学之中,成为对人的广泛的关心,我想,这也是杜甫这首诗的魅力的根本所在。”

在这篇演讲稿中,吉川幸次郎还对日本社会认为“日本人过分现代化,想通过读中国书籍,把它们作为一种反向的力量,将日本人从现代化中拉回来”这种观点提出批评。他说,恰恰相反,“我们应该把中国的书籍当作我们真正接近现代化的力量和营养,来多读一些”。

中国的古代经典、古代诗词文学作品,也是塑造一个人成为现代人的心灵养料,这话是吉川幸次郎讲给同为同胞的日本人听的,但对于我们中国人何尝没有启示呢。相比邻国,我们更应该珍视我们民族的语言和文学。

在《中国诗史》里,吉川还说过很多有真知灼见的话,虽然有些值得商榷。

比如,吉川很早发现了陆游写乡村生活的独特性,“自陶渊明以来,歌咏农村的‘田园诗人’并不少,但像陆游这样,凭感觉来多方面、多角度捕捉农村生活的诗人则没有”。

比如,吉川还单列一章写《金国诗人元好问》,说他是十三世纪首屈一指的诗人,而他“不单是这个世纪首屈一指的诗人,也是中国第一流诗人中的一员”“在厚重这一点上,他也许是继杜甫之后的第一人”。吉川对元好问是不吝赞美之词。

吉川还把司马相如看作“揭开中国文学史序幕的天才人物”,认为其赋表现出极高的艺术修辞性。他也指出,我们要重视司马相如所处的武帝时代,因为这是中国最早出现历史大转折的时代,“同样也是中国文学史发生大转折的时代”。很多学者非常重视魏晋,这是受鲁迅影响,认为这个时期作为“文学主体”的人对个体生命及其价值的认识有了显著的发展。那么,汉代之于中国诗史、中国文学史,到底意味着什么?值得深究。

在司马相如一章,吉川幸次郎对卓文君跟着司马相如私奔也做了有意义的探讨。吉川说:“如实记叙他们那种方式的恋爱故事,在中国文献里可以说是最早的。”这种私通和情爱本来不为儒家所认可,但为什么包括《史记》等在内的书籍都以肯定的态度来记叙,吉川找出的理由是,“这只能说是历史转折时期的又一种表现和象征”。

当代学者欧丽娟和吉川的观点有点不一样。她认为,这不是贵族的行为,只是富有之人的行为。也就是说,司马相如和卓文君不属于当时的上流阶级。

而在《中国诗史》中,吉川非常偏爱阮籍,他说:“若问在中国诗歌里格调最高的作品是什么,笔者将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就是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二首。其一云: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吉川一方面是被阮籍诗歌中广阔的视野所吸引,而另一方面是被那种深刻的孤独感所打动。吉川说:“阮籍诗里所抒写的,已经不是以往五言诗里个人的悲欢之情,而是扩大为整个人类所共同关心的问题。”

吉川对中国诗在内的中国文学,也有一些善意的批评。比如他认为,中国文学缺少“积极虚构”的愿望,导致小说和戏曲发展很缓慢。他还说,由于中国人对语言表现技巧的过度注重,使得文学创作不接受新的题材,过分看重过去的、古老的题材,只以追求新的表现技巧为目的……

然而,哪怕这些批评,也是有价值的。无论是吉川的赞美还是批评,他都不是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宏大叙事出发,将文学变成政治和权力的附庸,而是让文学首先回到阅读,回到人。

吉川个人的故事和他留给我们的书籍一样精彩。他在1928年留学中国,与很多著名的中国学人过往甚密,结下友谊。回到日本后,他难忘中国,喜穿长袍,被人当成中国人,还以此为荣。在大学讲课,他说中国为“我国”,称日本为“贵国”。

也许,正是中国文化这样的深情,吉川才写就了包括《中国诗史》《中国文学史》《宋诗概说》《陶渊明传》等一系列的书籍。从吉川的这些书籍开始,我们可以带着各自的思考和阅读体验,继续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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