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江先生的五封情书：“狂妄人”对自己的人生早具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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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吴江先生的五封情书：“狂妄人”对自己的人生早具信心

《此生此家——大时代中的小叙事》 陈亚先 著 商务印书馆

“标题党”也好，“八卦手”也好，如果我说吴江先生曾写过五封情书，还不是写给其夫人邱晴的，一定会视之为“猛料”吧？吴先生是我敬重的乡先辈，为何我也“玩”这样的套路？我觉得自己是从一名先生同龄女性的眼中，看到了这位理论家的激情、早慧、博学、笃行。

吴先生逝世于2012年，按照“生不立传”的传统，他的传记出现在三年前出版的市志里。除了生卒年、出生地，然后就是他的学习经历、所任职务、主要著作。这还不如“百度百科”简洁扼要：“1978年，在胡耀邦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实现拨乱反正作出了突出贡献”，什么贡献？“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吴江是重要参与者，最后由他修改定稿”。此外，徐庆全先生还考证，早在1977年7月，吴先生就写了一篇短文《“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提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继续革命的主要内容应是文化、技术革命、生产力的革命，“那时候提出这个论点是不容易的，可以说是理论上拨乱反正的第一个行动”。

早先的县志并不如此，王冕、杨维桢、陈洪绶的传，那叫一个见情见性。

说远了。吴先生五封情书的事，见《此生此家——大时代中的小叙事》。作者陈亚先，诸暨市店口镇人，1916年出生于杭州，长先生两岁。她的父亲曾任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南昌分行经理，所以有条件就读杭女中（杭女中是浙江省立一中二分部独立出来的，陈氏于1932年考入，而吴江早一年考入一中）。

可能有人怀疑，这会不会是“傍名人”、蹭热度？此书出版于2010年，她在“后记”中写道：“这本小书断断续续写来，一晃，有20多年了。”也就是说，她是在七十来岁时才开始写作的。封底有多位严肃学者为作书评。丁东说，她“是一位文学素养极高、社会记忆力很强的知识女性”。而傅国涌则说，书中“没有夸饰，没有抒情，没有任何的躁动不安，仿佛将尘世的所有浮华、纷扰都过滤尽了”，真的堪称“背书”。想想也是，鲐背之年，陈氏还有必要借出书为自己涂脂抹粉吗？当然，记忆会有差错，譬如陈氏说到寿父是她一位族兄的内兄，在诸暨县教育局工作，兼任地处店口镇的紫北小学学监，而先生自述，其父只不过是本村所办初级小学的校长兼教员。但年轻时的情感波澜，应该是刻骨铭心的。

陈氏书曰，某日“收到一封字迹生疏的信。拆开看，抬头是我的名字，下面具名寿乃芳（先生原名）”。这个人她没见过，但听说过。“来信写道，他是通过我的同班同学得知我家以及我的一些情况的：你们新屋门外通道上长长的葡萄架上一定萌发了许多新芽，我们的友谊也应该从此开始……同时开了许多书名，介绍我看。作家均非我所看过的苏俄人，多为法国人雨果等所著，甚至一本是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所著，我都没看过。还说在人生的道路上，他将带我走向伟大”。青年吴江的志向，在所开出的一份书单里已经彰显。青年吴江的激情，是要带着心仪的女孩去飞。“会当水击三千里”，再厚重的信笺都要飞起来了。

吴江自己也在书中写道，他接触的小知识分子、农民、从城市回来的失业工人，“我介绍他们读苏联小说，其中有一本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写苏联的集体农庄运动”，他视之为“共产主义启蒙”。

理论家的成果离不开报纸，青年吴江老早开始利用这个媒介了，不过这个“报”有点特殊，是墙报。当时正值国共合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诸暨战时政工队举办训练班。表面如此，暗中争斗还是复杂的，代表国民党县党部顽固势力的教员、学员意图进行思想控制，负责墙报的吴先生写了一篇《抗战与统战》的文章，让顽方颇为恼火，可见打中了其“七寸”。

陈氏觉得，信虽写得“既流利又老练，文字有一定深度”，却又“感觉未免过于自高自大”。她“一直认为，一个人的成长与成就，靠的是本人的努力与奋斗”，她并未因为有人要带着她飞便兴奋不已，因为她只想“靠自己的脑子与双手，自立立人，自助助人，成为一个普通的教育工作者”。于是，“我决定不写回信，因为不想交这个朋友”。

如果就此别过，我们也就只能把此事当作理论家吴江的一件轶事说说。“可是想不到他还是来信，谈他自己的志向与爱好，以及对我的友谊和爱慕”，“直至第五封信，流露出些伤感的情绪，说从初懂人事以来，从未受到过任何人对他这样长时间的冷落，这种冷漠的态度，使他受到了打击”。

要说陈氏心平如镜，也不客观。对此状况，她感到不安。找人商量，闺蜜给她建议，“就说现在功课忙，要通信等暑假时再说”，于是，“回校后照此意给他去了一信，自此就不再来信了”。

暑假说来就来。陈氏回乡，她把五封信藏好，“我不想让家里人看到，但也不想丢弃。人有时就是这样的奇怪”。在乡下，晚上乘凉，又收到他的一张字条：“你有孜孜不倦的学业精神，我有翻云覆雨的志趣。你说暑假通信，现已不及，因为我要走了……”

女孩的心思你别猜。陈氏想，先前他不管别人愿不愿意，连来五信，现在要远走他乡，就这样随便送个条子，连信封都不加，这让她很不爽。

虽然心里不痛快，但这般愈是挫折愈要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本身就是感动人的，“我心中忖度，他说自己要走了，会去哪呢，是上海，还是更远的延安？”虽然从此之后，天各一方，再无任何形式的联络，但还是不能说从记忆里彻底将他抹去了。她也曾想过，真要找对象，论学识，要像族兄、族侄（他们一个在清华，一个在燕京，都是高材生，都获得了出国深造的机会）；论思想则要像寿乃芳，“因为无论如何，他的五封来信，已让我认定他是一个有志之人”。先生确实说过，“我的志愿是从事文艺工作”，“从未阅读过真正称得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书籍”，而“破天荒第一次接触马列主义理论”是到了延安、进了陕北公学以后。

1949年以后，去延安的人先后回来了，就是不见寿乃芳。直至那动荡十年中，陈氏才了解到，寿乃芳已经改名为吴江了。“从那以后，署名吴江的文章或著作见到了都会留心一下”。她也提到先生的《政治沧桑六十年》，“其中谈到对许多问题要‘重新认识’。身居高位，有这样的反思，已不简单”。

在陈氏那里，因为没有了先前那份又羞又急的“嗔怒”，她可以重新审视过往了：“当年认为其人狂妄，其实是他对自己的人生早具信心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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