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进：洞悉女性自我意识的真相与伪装｜论陈宏伟《河畔》的性别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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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陈宏伟长篇小说《河畔》的性别视角

作者：彭永强

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当然，这与文化形态的多元化密切相关、互为促进。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文学创作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去工具化”的趋势与格局。与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宏大叙事类型化写作相比，写作者越来越关注个人生活、个人体验、个人情绪、个人情趣等“小格局”，正是这样的“小”，进一步折射出了整个文学生态的繁茂与丰富——滴水之间，可见汪洋，这样的“小切口”，使得文学文本传达个人情感、体验、思辨、智慧等更加精细、准确、灵便，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去伪存真，去繁留精”的功效。

近年来，关注“细小”的作家愈来愈受到广大读者及评论者的关注与欢迎，陈宏伟便是这样一位以透视“细小”、关注“琐碎”为能事的青年作家。自2000年开始写作以来，陈宏伟持之以恒地从事着小说创作。不仅在中短篇小说方面成就不凡，在长篇小说创作上同样成绩斐然、硕果累累，已出版的两部长篇小说《陆地行舟》《河畔》，均构思精巧、视角独到，极富个人色彩，为同类小说文本中的佼佼者。特别是《河畔》展现出了更大的格局，“以情喻世”的理念得以进一步光大，表达效果更胜一筹——尤其是在对女性自我意识的“去伪存真”方面，《河畔》处理得巧妙而缜密、别致而得当。

一、小说《河畔》中绰约多姿的女性形象

与人类的起源相伴而生，女性的自我意识同样是与生俱来的。著名女性主义学者波伏娃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在人类社会的漫长演进中，由于男女之间身体条件的差异、社会地位的变更，尤其是社会体制的导向与压迫，在为时不短的历史进程中，相较于男性而言，女性的自我意识常常处于被压抑、被遮蔽、被忽视的状态，在现代化之前的中国表现尤甚。“中国封建时代的妇女根本没有性别意识，只有角色意识，为女，为妻，为母……省略了女性作为一个与男性相对的性别群体存在的意义。”甚至在当今世界的某些区域，这样女性被遮蔽、被压制的“显性”状况依然存在。当然，在这些漫长的女性“黑暗”时期，女性的自我意识并非完全被“扑灭”，它们往往只能呈现出星星点点的散发之状，尽管会有些许光芒，但是又在数量、亮度等方面，普遍呈现着寥若晨星的态势。与之对应，文学作品作为人类社会现实的一种“投射”，对于女性个人意识的展示与张扬，在浩若烟海的众多文本中，同样呈现着被遮蔽、被忽视或者星点散发的境况。令人略感欣慰的是，随着社会现代化的步伐，女性自我意识不仅在社会现实中得到提高，在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中同样得到展示、倡导，后者又发挥了意识形态的导向功能，进一步激发、激励女性自我保护，自我提升，自我超越。在关注女性，尤其是关注女性自我意识的众多作家中，陈宏伟是值得重视的一位。

陈宏伟擅长从个人生活的琐碎事件出发，在一点一滴的故事与细节中，通过不温不火、静水流深的叙述，塑造千姿百态的人物，并由此映现世事，解读人性。在他塑造出的形态各异、各具色调的人物中，女性形象尤为出彩，长篇小说《河畔》即一个女性形象浓墨重彩、灿若星河的典型文本。

《河畔》以一名刚出校门的大学生陈北洋为叙述主线，以他在淮河饭店十二年的工作经历为观察视角，将一个兼具行政功能、商业功能的国有饭店的兴衰沉浮纳于笔底，更为重要的是，陈宏伟通过时代大潮中的一个缩影，塑造出了一系列性情迥异、生动传神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女性形象，传达了自己对女性身份、女性意识的深刻思考与担忧。在阅读文本之时，我不止一次地想起曹雪芹笔下的大观园，两者均是将女性的外在形象、内心波动乃至挣扎，极其鲜活地加以呈现，只不过生活在大观园里的是一群封建大家族各阶层的红颜女子，淮河饭店里则是一群“尽显”七情六欲的现代女性——当然，这里所说的“现代”，仅仅是指她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并非她们内心深处秉持的人生理念。

通过《河畔》这部小说，陈宏伟在得心应手地完成对樊露、江思雅、李艳秋、阮小琴、罗兰、白雪、许潇洒、曹蓉等诸多女性形象塑造之时，还以寥寥数语，勾勒出了阮竹枝与郭萍这两个戏份不多的女性的人生脉络。相较于小说之中数量不多、着墨亦少的男性而言，《河畔》里的女性，不仅数量多，而且人物形象立体饱满，个性鲜明，相较而言，其中为数不多的男性形象更接近于“扁平人物”。

二、隐秘的女性主角及其现实观照

从接受批评的角度而言，读者在阅读时的主动参与功能非常强大，可以说，正是读者的阅读才使得一个文学文本得以具体，使得一次完整的审美实践得以完成。文本作为一件已经创造出的“自足”艺术品，只有被读者阅读，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审美客体，才能完成真正意义上的与审美主体的邂逅、结合、交流、质变……如此来看，作为审美客体的文学文本，是极具开放性、包容性、互动性，乃至可塑性的。每一个读者的个人生活、情感经历、处世态度，甚至阅读时的情绪状态，都在无形之中参与了这样一场无声无息的“审美建构”，文本之中许许多多尚未表达、陈述的部分，恰恰正是由读者自身的阅历、想象、评判等去丰富与完成，以“期待视域”填充文本之中的空缺之处、情节发展的不确定性、人物形象的部分模糊等，故此，一部作品在不同的读者心目中，往往会有不同的价值判断，同时，一部作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亦会有不同的特色解读。

由此而论，每一位读者在阅读小说《河畔》之时，必然会参与到小说中着墨不多的人物形象，如阮竹枝、傻妞郭萍等的形象建构之中。在文本之中，阮竹枝与郭萍尽管均为次要人物，故事情节简单，形象相对单薄，甚至无法引起读者的重视。然而，以我之见，从女性自我意识这一角度而言，阮竹枝与郭萍才是这部小说真正的女主角，由于她们“潜伏”很深，我将她们称为“隐秘的女主角”。

阮竹枝仅仅在小说的开头与结尾出现，在作家绝大部分的叙述中，处于“失踪”状态，但我们“按图索骥”寻觅其人生的轨迹并非难事。阮竹枝是小说叙事主体陈北洋的大学学妹、学校宣传部的下属，同时还是淮河饭店总经理阮大珍的女儿，她家境优渥，为人单纯、善良，又不失童心与顽皮，尽管在物质生活方面令人羡慕，但是在感情方面屡屡受挫，堪称遍体鳞伤。在读大学时，因意外怀孕，她独自服用堕胎药险些丢命；离开校园后，又遭遇了婚姻危机，离婚后独身……从文本我们不难看出，私人生活乱七八糟的父亲阮大珍、胆小怕事的母亲，以及父母之间毫无温情的家庭氛围，均给阮竹枝带来了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她感情生活的多次失败，按照逻辑推断应该与其成长环境密切相关。但与之同时，她的父亲阮大珍在将淮河饭店经营得一塌糊涂濒临倒闭时，却为她或者帮助她积累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财富……

在阮竹枝的形象塑造上，陈宏伟用笔极为“节俭”，给人留下的思索却延绵不绝，称得上“简洁”与“浩瀚”的结合典范。文本中，作家只交代了她大学时因堕胎险些丢命，以及作为淮河饭店的拥有者风光而率真的片段，而其间她所经历的人生起伏、情感纠葛、家庭变故、经商历程等，皆需由阅读主体自行“脑补”。作为一名年纪轻轻、身价不菲的离异女性，阮竹枝并没有因为拥有资产便自觉高人一等，反而依旧质朴率真、心无杂质。十多年之后的重逢，她这样介绍自己:“我都不好意思承认我的现实，我离过婚……你都不知道我曾经历过什么……”经历过诸多悲欢离合，她的身份发生了诸多变化，可是，性格中的率真、单纯、善良从未丢弃，“语气和神态还和当年一样率真、纯洁，时间可以摧毁一切，但她的性格丝毫没有变”。

另一个隐秘的女性主角郭萍，被她的上司阮大珍戏谑地命名为“傻妞”，事实上却有着大智若愚的睿智与格局。在一潭浑水的淮河饭店，她并没有随波逐流，与他人同流合污，而是从不参与各种钩心斗角的无聊纠纷，在男女关系上时刻保持着清醒冷静与洁身自好，兢兢业业工作，不断提升自己，并最终实现了自身价值的提升。

无独有偶，也许是无意识之中，陈宏伟在长篇小说《陆地行舟》中，同样以非常简单的手法塑造了一位个性极强的“隐秘的女主角”胡衣一，这样一位“心中自有高山丘壑、绝壁深渊”的女人，跟阮竹枝、郭萍一样，躲在众人难以聚焦的角落，孤独地捍卫着女性自我的存在。

著名文学批评家韦恩·布斯曾言之凿凿地宣称“真正的小说一定是现实主义的”，意在凸显文学文本与社会现实的密切关系。著名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则如是论述，“文化文本实际上被作为整个社会的寓言模式”，从另一个角度表达了文学作品是社会现实的镜像或者幻象的理念。《河畔》即这样一个密切关注现实、富有深刻寓意的小说文本。作为女性自我意识真正拥有者的阮竹枝、郭萍，在小说文本中并未占据主要位置，而是处于叙事的角落或边缘，以我之见，这与当今社会的现实境况极其相似、互为镜像——真正拥有自我意识的女性，并未在现实之中拥有切实的话语权力，而一些大张旗鼓宣扬“女权”者，也许正与小说中的人物一样别有心思、另有他图……

三、女性自我意识的伪装与真相

长篇小说《河畔》选择了一个独特的公共空间，作为故事发生、发展的主要场域——淮河饭店，与绝大多数文学作品的选材不同，陈宏伟关注的并非饭店这样一个公共场域的外延性，几乎没有关注饭店面向广大顾客的服务功能，而是将视线聚焦于饭店作为一个商业实体，其自身的兴盛衰亡；作为一个工作场域，其内部运营中诸多角色的人生起伏、喜怒哀乐、七情六欲等，这样非同寻常的视角，本身就佐证了作家陈宏伟异于众人的观察能力。

在小说《河畔》中，淮河饭店里为数不少的女性，都成了饭店的当权者——贪财好色、荒淫无度的总经理阮大珍的“玩物”，从某种意义而言，她们与阮大珍各取所需，通过与阮大珍的暧昧、苟合，不少人实现了转正、晋升，以及经济上的实惠等现实中的好处，而阮大珍得到了身体上的低级满足、心理上的变态需求，一旦这样的利益链条断裂，他们之间的关系必然土崩瓦解。文本之中，阮大珍因经营不善被人取代之后，迅速被他的情人们抛弃、遗忘，与之同时，她们甚至第一时间完成“华丽转身”，尝试着向下一个当权者“投怀送抱”。

从表面来看，《河畔》中不少女性都有着极强的个性，甚至敢于做出一些在大众看来特立独行、惊世骇俗的事情，譬如:作为阮总的情人，白雪竟然因为他跟另一个女性江思雅开房而去“捉奸”，而此前，江思雅也有过同样的举动；许潇洒把不同的男人当成阶梯，一步步迈向自己向往的新生活；曹蓉则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不惜抛夫弃子……在现实生活中，白雪、江思雅、许潇洒、曹蓉这样的女性常常会成为“话题之源”，成为众说纷纭的对象，也会有不少人将她们看作女性张扬自我意识的一种典型，被一些“女权主义”者当成肯定乃至赞赏的对象。当然，从人性角度来看，这样敢爱敢恨、敢作敢当的性格，从某种意义而言有值得肯定的成分，但究其根源，她们之所以如此“英勇无畏”，其真正目的并非为女性，甚至自己的人格独立、精神自由，与之相反，她们恰恰是以身体为手段，来实现经济、权力等众所周知的目的，甚至有时仅仅因为极其肤浅的胜负之争。事实上，这些看似勇敢泼辣的女性，完全缺乏作为女性的主体意识，缺乏正视自身社会地位和人格价值的勇气及能力——这些与真正的女性自我意识不仅毫无关系，更是与真正的女性独立、自由精神南辕北辙、背道而驰。

与江思雅、白雪、许潇洒、曹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阮竹枝、傻妞郭萍无论是在感情还是工作上，均摒弃了虚与委蛇、“感情”交易等与女性精神独立完全不符的行为——阮竹枝认清了父亲阮大珍、大学男友，以及婚姻中的丈夫等多个男人于她而言的“伪劣”属性，但并没有因此而消沉，以偏概全地将所有男性“鞭笞”，亦没有自怨自艾，自我贬低，因为遇人不淑而否定自己的单纯、真诚与良善，反而坦然地面对家庭的变故、情感的得失等，以一颗平静、淡然之心面对生活，尤其是面对两性之间的关系与交往——这些，方能代表女性自我意识的真实面目。

近些年来，尽管女性自我意识在现实生活以及文学作品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彰显、倡导、激励，但其实质是女性作为与男性平等、对等的主体存在的自觉意识，却常常被人忽视乃至曲解，陈宏伟的长篇小说《河畔》等文学文本，以正反对照的方式，洞悉了女性自我意识的真相与伪装，并以隐喻的形式映照现实、启迪改观，更利于人们超越性别之争去深入体察人类社会的真实面貌，促进包括女性在内的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

（选自《2023年河南文学作品选•评论卷》，原刊《海燕》2023年第12期）

作者简介：

彭永强，1982年12月生于河南淮阳，文学硕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自本世纪初以来陆续在各大报刊发表散文、小说、诗歌、评论、故事等2000余篇（首），逾150万字，文学作品发表于《山花》《延河》《星星》《石油文学》《散文百家》《佛山文艺》《文学报》等。诗歌作品散见于《散文诗》《散文诗世界》《诗潮》《绿风》《中国诗歌》等。出版有《马桶上的思想者》《冰淇淋的眼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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