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贵妇,一线城市女白领高攀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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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小镇贵妇,一线城市女白领高攀不起
文 | 真故研究室,作者 | 石雨菡,编辑 | 龚正
在一些人的二元世界观里,过去待在县城乡镇的年轻人,是没有出息、出路的失败者。现在这种观念已明显悖于现实。
近来,很多在北上广格子间里苦熬的白领发现,当自己还在数着钱包过日子的时候,曾选择留乡的发小已经进入下一个level,到各地旅行、买最贵的黄金,成了撑起消费市场的中坚力量。小镇贵妇们,能存钱、有时间、有各种闲情,人生状态完胜苦兮兮在格子间拼命的一线打工人。幸福和体面是否就和生活的城市层级紧密绑定,这一命题重新叩问着每个普通人。
01 小镇贵妇:有钱有闲无内耗
如今的“小镇贵妇”,已经不单只论经济基础,而是要看人们如何理解“贵”这个字。
2023年,95后年轻人吴仪顺利考入山东某县城体制内。如果要给她下一个定义,那她首先是一名“时间贵妇”。
她的工作时段为早上8点半到下午5点半,午休两小时。每日下班后,吴仪的生活一般是这样的:
开车15分钟,先到瑜伽馆锻炼一小时,再用五分钟车程回家,在楼下的公园里遛一小时狗。做完这些,时间才刚刚晚上9点。剩余的时间,吴仪会约上朋友吃点宵夜,或是到美容院,做一个脸部SPA。晚上11-12点,进入梦乡。
繁荣的服务业,早已下探到县城的各个角落。尤其傍晚5点半就能开始的个人夜生活,在北上广就是一种天降的奢侈。吴仪对此颇为满意。
吴仪在天津读的本科,也曾在北京实习过。从大城市返回老家,她当然也纠结过。但每每想到自己挤在晚高峰地铁上的场景,她总忍不住打一个寒颤。她知道,北京不存在她想要的生活。
回到县城,吴仪仔细分析了自己的出路,还是决定考公。毕竟在县城的经济结构中,公务员依然是性价比最高的差事。
吴仪日夜苦读,同时还利用周末做家教,高点时月入2万,在攒了一点小积蓄的同时,最终成功考进体制内。
在她看来,努力变得更优秀与身在何处无关,关键是你想。想躺平,到处都是街边长椅。想优秀,人生不只有一条长安街。
在体制内,吴仪的时间不是靠自己挤出来的,而是制度保证。
入职后,吴仪也有加班到晚上10点的时候。但作为新人工作相对轻松,上班闲时她会读书、甚至学习法考。过去一年,从哲学、社会学到文学小说,吴仪读完了33本书。人人说县城是精神荒漠,但吴仪却不想掉队。
吴仪每个月工资到手5000元左右,但一年下来,吃喝玩乐样样没落的情况下,账面上仍有结余。
吴仪没有房贷、车贷,最大的开销,是她和另外两个朋友合租的位于单位附近的房子。这套房子位于县城里最好的小区、首次出租、三室一厅还是精装修,一个月每人也只需付700多。而在北京,相同条件下的次卧,至少也得2000起步。
最近,吴仪还喜欢上普拉提,县城里一节私教课100元左右,有时候打折也就60多。
运动不在于高昂的价格,而在于师资是否靠谱。县城并非没有好的教练。吴仪的普拉提老师有二十多年教学经验,还曾在成都工作过七八年。回到县城后,无论是塑形还是产后修复,老师都能把县城女性遇上的身材问题安排妥帖。跟着老师只练习了几个月,吴仪便练出了颇为紧实的身材线条。
在进账上,除了固定的薪资,吴仪的父母、男友以及男友的父母,日常会给吴仪发大大小小的红包或送礼物。吃穿住行不用愁,“只需要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就好了。”吴仪说。
和北上广单枪匹马的年轻人不同,吴仪在县城背靠着她和男友两个家庭,延续着中国传统大家庭的“树荫模式”,这是北上广原子化个人所缺乏的屏障。
不要低看县城贵妇的到手工资。或许她们明面上到手5000,但实际家底仅现金流可能就达数百万,多的是“小镇隐藏贵妇”。
今年过年时,我与发小们约在山东老家一餐馆聚会叙旧。席间,一位发小突然说,包括这家三层的饭店和附近整个一条街,都是一个高中女生同学李倩家的。
李倩是典型的厂二代,父母辈作为街坊邻居、经历过吃苦打拼,家里厂子做大后开始投资房地产,在小地方抓住了时代大红利。从大学开始,李倩父母每年给她的零花钱有几十万,让她练习理财、投资。
小镇不是没有名牌包,只要有电商,物质的满足可以与北上广无异。发小说,曾与李倩去国外旅行,最让她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是李倩会把几万的LV包随便扔在地上,或者当菜篮子用。但发小自己的名牌包,就生怕刮花一点。
李倩在县城自家公司从事文员工作,工资每月2000元,对北上广OL来说,这点钱简直会“食不果腹”。但零花钱之外能堪称为“资本”的东西,北上广OL没有,而李倩有。
有份正式工作,对李倩来说只是悬浮的标签,可有可无的存在。只要李倩愿意,她便可以抛下工作,国内国外到处旅行打卡,给朋友们带来世界各地的纪念品。
李倩的财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她父母打拼出来的,同时也可预见会进行代际传承。
我以为这种算个例。但一个春节回来,很多同事都说,自己老家常订的春节团圆宴大酒楼,很多都是哪个同学家早年投资的商业铺面。
这些留在家乡的“隐形贵妇”,有人可以花数百万在县城买楼自住,有人账面上躺着数百万现金。平日开一辆30万元的电车上班,周末就开百万元的车去兜风。
县城自有它的红利,只要是合法经营,钱就是香的。
02 县城发财,选择可能比实力重要
县城小镇甚至乡村,不要从行政级别上小看它,用活了它的资源,它也是一个生产大财富的地方。
赵倩是我同事年前访谈的一个在村里开咖啡店的人,如果硬要生搬硬套,她是典型的“小镇逆袭贵妇”。
2023年9月,她从体制内辞职回到安徽老家。在一个名叫泾县的地方游完时,看到一座牛棚坐落在稻田之上,灵感一来,她决定做一个“稻田咖啡馆”,现在正式的名字是“宇宙是个粮仓”。
农村能有消费市场?估计哪个天使投资人都会把这份BP扔进马桶里。而赵倩这个咖啡馆还真的没有厕所,来喝咖啡的人需要借隔壁大妈家的厕所一用。
结果,这个咖啡馆靠赵倩拍的一个短视频火了。春节返乡青年在田边喝咖啡,房东大爷挑着大粪路过。冲突、违和、碰撞,这一下该有的艺术要素都有了。
咖啡馆火了,成了网红景点,远近各路人马纷纷来打卡。而隔壁大妈也借上厕所人数来判断赵倩的生意好坏。
现在大妈估计人头已经数不过来了。如今赵倩的咖啡馆,最多能日赚8000元,而且已经开到第三家店。赵倩说,各地政府都在找她,希望她到当地开店,免费提供铺面,以此带动当地的文旅。
像赵倩这样靠在县城乡镇开咖啡馆的人不是个例。近来,一则《我在县城开咖啡馆,日入五万》的文章在互联网上火爆出圈。店主大学毕业后拒绝上班,也是选择在徐州丰县一个偏僻的建筑公司院内,开了一家不起眼的咖啡馆。
这家店起初顾客寥寥,但随着店主拍摄的短视频内容在网上走红后,咖啡馆成了网红店,通过线上团购+线下实体店经营的模式,店主把咖啡、甜品卖向了全国各地。据说节假日旺季日赚5万。
这个总面积有400平米的咖啡店,月租金只有1000出头。再加上店主自己守店,人力成本可以忽略不计。
除了咖啡馆,我自己还访谈过一个云南小县城、名叫“豆芽妈”的电商主。和女大学生们回乡搞咖啡不同,她学历水平不高,本来找了一个大学生老公,结果老公的食品公司跑路了,无奈之下她和老公跑到公司把没运走的零食打包回家,拿到淘宝上卖,变现一点伙食费。
天降机遇,这一卖生意出奇的好。后来豆芽妈开始做云南的特产电商,当初差点没饭吃,现在早已实现了经济自由。
当然,不是说在县城乡镇,人人都是运气好、会被乡土救赎的。
无论是生活在大城市还是县城,并不绝对意味着富贵或失落,而是要从收入、成本、机会等多方面看待。本质上,一个人在某地是否有未来,在于你在当地经济格局中的入局时间、价值定位,以及能发挥的量能。而这是很多人长期以来二元思维所容易忽略的。
二十年前,年轻一代涌入北上广深,入城时间多是一线城市房价刚起步时。年轻人可以通过买房、房价走高赚到人生第一桶金。这时,资产收入高于他的工资收入,资产收益率高于他在县城的收益率,无疑是胜利的赌注。而一线城市可支配的附加资源,还能锦上添花。
而如果入城时间已经是房价高点,自己所处行业的工资处于停滞甚至下行状态,这时仅凭自己靠在格子间里打工,很难能闯出一片安居乐业的天。
当然,这并非意味没有出路,比如创业。当一个人能为社会创造一种商品或者服务,以此实现更大的价值时,有可能实现阶层的跨越。不过创业也一定伴随着高风险。真正跑出来的人,是总量中的少数。
如今在大城市的很多年轻人,用高昂的生活成本,不匹配的收入回报,死熬一个机会不确定的未来。在这样的混沌里,渐渐可能就会落后于生活在负担更小的县城里,同时还在创造更大价值的人。
县城肯定不如大城市的经济机会多,但内卷和竞争也相对较少。如前述,有人背靠体制,有人在县城乡镇继承了上一代的财富,有人在县城自主创业。当他们拥有了高于县城成本以及县城平均收入的资产,生活自然会变得滋润。
03 回不去的夹心层
在过去三年,有这样一群候鸟,获得了舆论关注。
他们是 “离开一线、回到老家”的人,也可能是“第一波回到老家,又回到一线”的人。而这群人的共同落寞,是成了进退两难的社会“夹心层”。
有一位在北京公关圈工作的女性朋友,前不久因为受不了行业无止境的加班,决绝裸辞回到了福建的县城老家。
女性朋友的父母知道这事,高兴坏了。他们一直想把女儿留在身边,当初极力反对女儿独自北漂。如今女儿要回来,父母决定要重新装修女儿的卧室,还准备让女儿接班自己的服装厂事业。
辞职前,这位女性朋友每天的口头禅是:我需要有一个没有人打扰的悠长假期。然而,回到老家才待了1个月,女性朋友就又想着“看来还是得回到北京来”。
女性朋友发现,人生躺着比站着更难受。老家虽山好水好吃得好,但确实没有她所在行业的工作机会。要继承父母在老家开了几十年的服装厂,她又没有兴趣。跨行做别的,又不会。
一面是情之切切的父母,一面是自己还没想清楚的人生。她只模模糊糊决定:再过一段时间,再从老家偷跑出来,就像当初一个人独自偷跑到北京一样。
然而再回到北京,自己当初遇到的问题、心理反射机制就消失了吗?
身边还有一个朋友,由于被裁员,去年6月被迫离开了北京,回到老家考公。原本她以为回到熟悉的地方,是一件极为自然的事,但没想到这是一场精神的逆旅。
在北京时,28岁的她时常向朋友们炫耀,自己从未被家里催婚过。然而回到家乡后,父母的态度突然180度转变,在备考间隙也要见缝插针给她安排相亲。而当她向家乡发小们倾诉自己不想结婚的苦恼时,得到的却是委婉的责备和不理解。
在北京,没有人约束她偶尔的超前消费。然而回到家乡,即使用存款买下心爱的大牌包或是稍贵的护肤品,也要被父母点评一番。最后还会贴心地附上解决方案:“赶紧找个有钱的对象就好了。”
显然,这位朋友还要经历一段调试期。如果不能与老家再次磨合顺利,难不准她的人生还要变。
人们常说生活处处是围城,城外的人想进来,城里的人想出去。
如果年龄尚小,年轻人还有资本换行业、换城市,又或是回家听从父母安排的机会。而那些已然在大城市积累下工作经验、人脉资源的人,回到家乡意味着放弃此前的一切,巨大的沉默成本一点点消磨着他们尝试改变的勇气。
小镇没有大城市的包容,大城市没有小镇的兜底感。在巨大的矛盾里,痛苦摸索向前的人,成了进退两难的夹心层。
最近,吴仪的闺蜜从北京利用周末短暂跑回老家、找她谈心。吴仪知道闺蜜在北京月薪1万多,但又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这些年在北京过得并不舒心,见到闺蜜后的第一句话便是:“你还好吗,我真的很担心你。”闺蜜愣神了几秒后,开始大哭。
未知如同巨大的黑暗袭来,是随波逐流,还是逆境重生,是眼泪洗面、还是泪后重振,每一个选择,都艰难地考验着围城里的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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