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于旸：写作是一种积极的痛苦｜青年作家

发布时间：2025-04-05 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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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作家网　|　周于旸李英俊

周于旸，1996年生，江苏苏州人，已出版小说集《马孔多在下雨》《招摇过海》。有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十月》《北京文学》《小说界》等刊物，入选收获文学榜、城市文学排行榜，曾获“钟山之星”文学奖，小说集《马孔多在下雨》入围第五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决选名单。

作为江苏作家，周于旸的小说鲜少描摹江南的烟雨楼台，他似乎有意绕开人们熟悉的“诗意江南”，而把笔触聚焦于工业小镇、都市边缘等场域，作品弱化地域标识，充斥着科幻、物理、工业等“硬核”元素，更强调抽象空间和奇幻色彩。

“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加快，我觉得许多地方越来越相近，城市自身开始‘去地域化’了。另一方面，留给我们的表达内容很多，不仅限于地域上。以前的作家能很清楚地认识到土地与人的关系，现在的作者也许对土地的感觉有所丧失，但在另一些方面变得敏锐，我们正在从现实走向虚拟。”周于旸在接受中国作家网记者采访时说到。

早年与故乡的疏离、城市化对地域的消磨、代际写作的差异，让他更习惯将现实拆解，再以想象力重新拼接。就像《招摇过海》中那片虚构的海，没有什么人物原型，主人公曾传裕是完全虚构出来的渔民，无根无缘，他的激情与梦想、微笑与眼泪、回望与出走又何尝不是一则悬浮于现实之上的生存寓言。

如果说老一辈作家攥着泥土写作，青年作家周于旸则拿起了焊接枪，在经验的世界里另辟蹊径，重新“焊接”出新的故事形态，那些被标准化叙述遮蔽或忽略的角落，或许才是他眼中更为鲜活的“地域”。

逃离也许是唯一的路径

中国作家网：你的两部小说集《马孔多在下雨》和《招摇过海》反复探讨“逃离”主题，这凝聚着你对个人经历或现代社会的哪些观察和思考？

周于旸：我经常在写到一半的时候就想起这些问题，它们常常打断我的写作。如果把写作的过程比喻成烹饪，我或许不算一个合格的厨师，我关心食材和烹饪技巧，也在意火候和佐料，但我很少考虑味道。或者说，任何的烹饪方式都会造就一种味道，只要过程不出错，一般不会做出太差的作品。种上两排树，道路自然就会形成。我相信它们藏在某个部分里，成为一条模糊的轨迹，起到某种限制的作用，像攀岩时的绳索，防止自己摔到场外，我很难精确地谈论它们。唯一确定的是，我笔下的人物经常会遇到困难，无法解决，逃离也许是唯一的路径。

中国作家网：你曾在一次专访中谈到“‘逃离’是一个很难逃离的主题”，在你看来，这种矛盾性是否反映了你对“自由”与“困境”关系的辩证思考？在你看来，当我们在谈论“逃离”时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

周于旸：之所以是一个很难逃离的主题，是因为它不仅限于物理意义上的逃离，也有对于某种环境或状态的逃离，例如职场、家庭或婚姻之类。逃离是一种移动方式，带着某种情绪跑到局外，也许能让一些问题变得清晰起来。在文本中，人物需要移动，我觉得逃离是一种文学性较为丰沛的移动方式，因此写了很多关于逃离的故事。

中国作家网：在你的小说中，人物的种种“逃离”终究指向了命运，或者说，人物与命运在进行着某种博弈。不管是小说《招摇过海》中的曾传裕，还是《鹦鹉螺纹》中的王悲喜，人物在“逃离”某种“困境”后，似乎都走向了一种自我和解或必然的失败？你如何看待“逃离”与“命运反抗”之间的关系？

周于旸：我觉得逃离本身不一定解决问题，也不够成反抗姿态，它是无奈的选择，是一种消极的对抗，它往往离失败更近，无法让人走出困境。我觉得命运是一个更宏大的概念，它包含了逃离，也包含了反抗。我在写小说时是一个坚定的宿命论者，时时刻刻当上帝，给人物缠上看不见的绳线，如果人物能够反抗命运，那也是命运造就的。

文学内部有它自己的运行逻辑

中国作家网：在你的小说创作中，有些情节设计极其离奇，比如《退化论》中人类重返动物园的“退化”路径，《招摇过海》中舅舅拾到漂流瓶中的藏宝图后离奇消失，《穿过一片玉米地》中罗曼诺夫6岁时看到从宇宙飞船中走出的那个外星人竟然是多年后的同事法捷耶夫。这些情节看似离奇，但仔细一想，又觉得“原来如此”“本该如此”，特别可信。能否谈谈如何将荒诞逻辑转化为可信文本？

周于旸：有些现实中不符合逻辑的事情，到了文学的场域里会变得合理，我觉得文学内部有它自己的运行逻辑，它能通过技巧的方式实现，例如，对于气味的描写往往比视觉来得更有真实性。除此之外，如果小说构思足以打动读者，哪怕是十分荒诞的情节，读者也首先会觉得有趣，而不是怀疑。有趣很重要，它像一种契约一样的东西，好的作品应当让读者注重表达，而非仅关注逻辑，这是我作为一个读者的体验，在创作中，我也希望达到这样的效果。

中国作家网：特别有意思的是，人物与命运的博弈似乎都需要一个“中间物”，《招摇过海》中舅舅的漂流瓶、《命里有时》中郑广延的手表、《鹦鹉螺纹》中王悲喜的永动机、《穿过一片玉米地》中罗曼诺夫的宇宙飞船等，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这一设计？有什么特别用意？

周于旸：它是一种叙事道具，一个人物的情绪会外化成这样的东西。我会在写小说时挑选这样的道具，需要一点文学性，符合人物形象，可以让我的叙事集中在一个点上。我认为小说需要设计，需要规划，永动机和手表都是在转动的物体，如何把它们塑造成一个活物是一个问题。当它们停止转动的时候，也暗示着人物的某种命运。

中国作家网：在另一篇小说《退化论》中，你叙述了人类重返动物园自愿退化为动物的荒诞过程，小说人物最终长出羽毛和翅膀，飞离大地，发现“人世间是更大的玻璃罩子”，“退化”的结局是无路可退。“退化”既是一种反向的叙事策略，似乎更是一个对现代生存寓言的巨大隐喻？

周于旸：《退化论》讲的是一个不想上班的故事，我很早就有这种愿望，现在越来越普遍。我短暂地做过一份工作，很快辞职了。在很早之前，我希望将来能成为一个作家，原因之一就是不想上班。时代是裹着人一块前进的，像一列高铁，没有什么跳车的机会，它不考虑乘客的意见，只是自顾自地前进。在这种速度的裹挟下，越来越多的人害怕掉队，害怕被抛弃，拼命地去适应这种速度。退化是一种跳车姿态，许多人不习惯这样高速前进的状态，而是希望停留在某一个舒适的位置，于是生发出一些异化的行为，其中之一便是不想上班。

中国作家网：从小说命名来看，《鹦鹉螺纹》来源于小说中的王悲喜发明的永动机上的“鹦鹉螺纹”，《穿过一片玉米地》来源于小说中罗曼诺夫去看宇宙飞船穿过的那片玉米地。小说题目是创作之初就确定的，还是在写作过程中逐渐浮现的？在你看来，小说题目与整个文本存在怎样的关系？

周于旸：写之前会有一个题目，写完以后也许会有一个新题目，甚至也能为了一个题目而去写一篇小说。我离题的时刻比较多，且热衷于离题，因为离题意味着发生了更好玩的事。小说题目通常会变更多次，纠结是写作的常态。小说题目需要能够锚定一个文本，就像是挂画的那一颗钉子，我总是会花许多时间去寻找这一颗钉子。

我们正在从现实走向虚拟

中国作家网：《招摇过海》甚至有一些奇幻色彩，这个故事的灵感是否与你对海洋文化或家族记忆的思考相关？例如舅舅曾传裕这个角色是否有现实原型？如何平衡幻想与现实的批判性？

周于旸：这个小说是完全虚构出来的，虽然是一个较为现实的故事，实际上很考验想象力，原因就在于没有什么人物原型。我确定要写一个关于大海的故事，大海会孕育一个渔民，于是我决定去写一个渔民，幻想大海赋予他的性格和形象，渔民自然又要和鱼发生故事，与船、岛屿和陆地发生故事，需要进一步的设计。诸如此类，这是我一步步构思它的过程，把它摊开在纸上，不免有些生硬无聊。而又因为是虚构的成分较多，所以背后的文学表达又显得可疑。在写作过程中，我会把自己当成一台机器，过往所有的经验和想法，关于审美的表达倾向，都是构成这台机器的零件，它制作出什么样的东西，也许可以看作是投喂的结果。每一句话都有内部对应的想法或经验，我很难整理清楚。

中国作家网：你将科幻元素融入严肃文学，如《穿过一片玉米地》中的宇宙飞船、《鹦鹉螺纹》中的永动机、《宇宙中心原住民》中的电子波浪纹检测。如何看待科幻元素与严肃文学的结合？科幻元素的加入对探索人性和哲学命题具有怎样的优势？

周于旸：我觉得文学从来不是世界的主角，物理和哲学可能站在更中心的位置。就像现在的AI工具威胁到作家的写作，但发明它的目的不是为了文学创作，只是恰巧能完成这样的工作。文学作品需要反映某种现实，所以它经常滞后于时代，除非增加一些想象力，这是严肃科幻的优势。身处这样的时代，写作者更需要想象力。

中国作家网：你多次提及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的影响，但当下青年一代的阅读更加碎片化、跨媒介化。在短视频与AI写作的冲击下，你觉得如何重建经典文学的当代性？

周于旸：我觉得会有一个回归过程，在短视频与AI冲击过后，人类进入脑腐阶段，精神贫瘠，过了这么一段时间，他们会重新拿起书本，回归到一种原始的精神生活下，意识到那些才是珍贵的东西，它们依然生命力顽强。

中国作家网：在DeepSeek等技术浪潮冲击下，你认为文学的独特性是什么？写作的意义是什么？

周于旸：在这些技术冲击下，文学和科学的差别反而在变得具体，比如说，AI是否有无法创作的题材或无法表达的文学内容？这部分东西背后也许藏着文学的独特性，可能是某种情绪情感，或是一种精神状态。写作最大的意义或许是对于写作者自己的，它给逝去的时间留下一个交代，劳动成果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起码没有白干，要是还有人观赏，那是写作者的幸运。写作是为了寻找一种积极的痛苦，也许感受到痛苦才有意义，好比针要扎进血管，药物才能发挥作用，疼那一下是十分必要的。或者说，写作的意义在于，可以通过写作不断地追问，写作有什么意义。

中国作家网：作为95后作家，如何面对“青年作家”等代际标签？这些标签是否会影响你的写作？

周于旸：青年作家很快就会变老了，人无法打理自己的标签，但胶水有保质期，它会自己慢慢掉落，可能又被贴上新的标签，只要是合理的标签，我认为不会带来什么影响，有时也许还会带来一些写作的斗志，因为你想撕掉它，你就要用新的作品与它抗争。

中国作家网：有没有特别清晰的文学观？是否想过建立一个怎样的文学世界？

周于旸：我习惯在现实与文学之间的暧昧地带写作，写一些超脱于现实逻辑，却又符合小说逻辑的故事。小说是虚构的艺术，虚构的权力行使得愈是彻底，写起来就愈是畅快，假如我是荒岛上的原始人，造出一辆汽车远比雕刻出一尊石像更让我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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