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铃丨“文债寻常还不尽”:茅盾致牧野的一封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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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阵》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会刊,于1939年2月16日创刊。此后,《笔阵》曾三度休刊、三度复刊。1941年11月20日,是其二度复刊,出版新一期,厉歌天主编。从新二期起,由叶圣陶、牧野(厉歌天)主编,1943年4月15日出至新八期休刊。1943年1月15日出版的新七期,头篇文章是茅盾的论文《“诗论”管窥》,刊末还登载了一封茅盾给牧野的回信。经查,新旧版的《茅盾全集》和《茅盾年谱》都没有提及此信,应当是佚信,其内容如下:
牧野先生:
十月二十七日手示奉到多日,乃因筹备赴渝,琐事丛杂,遂迟作答,殊为歉仄。《笔阵》昨始收到新五期,拙作《桂林通讯》等二稿蒙刊登新六七期,甚感,惟稿酬所不敢受。此因该二稿已在此间出板(按:原文如此,下同)之人世间及诗创作中先登出矣,该二期刊皆为在月初出板者。此事应当向先生略加说明。两稿先后寄给盛亚兄后,弟处本留有底稿,后此间友人索稿,见此二篇,询知为《笔阵》写,而《笔阵》则此间无代售,不可得见,遂谓两用无障,拿了去付印。当时弟因借此了却一事,轻减负担,固所乐意,且意谓《笔阵》出板在前,发行不及桂林,该二刊出板必后,发行不限于成都,似乎两不相碍。不料《笔阵》因印刷关系,出板反后,则该二刊先已在成都市上发见而《笔阵》登此二稿遂形同转载,此为弟所对不起《笔阵》者,稿酬自不宜再受。惟既已汇来,退回反多周折,故一面弟即收下,一面请叶圣陶先生代弟归还《笔阵》,附致圣陶先生一信,即祈代交,并与面洽为荷。弟赴渝后当续为《笔阵》再写,并望不再闹此种纠葛。盖此间文艺刊物多至十二种,一家应酬一篇,已索十二篇,弟文思迟拙,实在应付不开,而索者又颇韧性,故有上述之事,日内即赴渝,余容后详,即颂
日祺
弟雁冰启 十一月二十二日
茅盾的写信日期较易确定,为1942年11月22日。当时他尚在桂林。
需要略为说明,这封信迄今没有进入研究者视野的客观原因。笔者查阅了六本不同来源的《笔阵》新七期,发现只有两本的目录中有“茅盾先生来信”这个标题,另外四本则没有。除此以外,其他篇目一样,只是页码稍作调整。就是说,新七期实际上存在两个版本。——目录中有“茅盾先生来信”那一版的封面的上下两边及木刻画呈现金黄色,另一版的封面的上下两边及木刻画呈现墨绿色。前者的发行量应该少于后者,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这封信被后人注意到的概率。
《笔阵》新七期的黄版与蓝版,图片均来自“杂书馆”
这封信,对了解茅盾旅居桂林时期的创作和发表情况很有帮助。牧野在10月27日的信中,告知茅盾的《桂林通讯》等二稿将刊登于《笔阵》新六期和新七期,并且汇来稿费。茅盾在回信中,对此表示感谢,却婉拒稿费,并说明情况。原来,两稿先后寄给刘盛亚后,又被桂林本地的友人索去发表。茅盾本来以为,《笔阵》会先行刊出,不料因印刷关系,出版反后,被它刊捷足先登,造成“《笔阵》登此二稿遂形同转载”的局面,让他感到对不起《笔阵》。不过,茅盾信中称《笔阵》“发行不及桂林”,似乎有误。因为新三期、新四期的经售者之一即为桂林的集美书店,新五期则改为桂林的三户图书社。茅盾在处理稿费问题时,不直接退回,而是写信给故交叶圣陶,代他归还给《笔阵》,还说以后会继续投稿给《笔阵》。当时的桂林,用茅盾的话来形容,就是城市不怎么大,“文化市场”倒是特别大,据闻书店出版社将近七十家,短短一条桂西路,是名副其实的书店街。因此,身为名作家的茅盾,难免成为编辑的“重点照顾对象”,信中说“已索十二篇”。他将两稿交本地友人去发表,实乃无奈之举。想不到又出纰漏,欠下新的人情。
所谓两稿,即《雨天杂写之四》和《“诗论”管窥》,分别发表于10月15日出版的桂林版《人世间》第一卷第一期、10月30日出版的《诗创作》第十五期。茅盾后来在其回忆录里,专门谈到“我还被《诗创作》的主编胡危舟高明的逼稿手段逼出了一篇《‘诗论’管窥》”,“凤子接编了上海迁来桂林的《人世间》也要我支持”。由此可见,信中的“友人”是胡危舟和凤子。不过,回忆录里所称的《“诗论”管窥》是被胡危舟逼出来的,对照信中内容,是不确的。
《雨天杂写之四》写于6月27日,《“诗论”管窥》写于8月23日。那么,茅盾先后寄给刘盛亚的日期也应该相距不远。再来看前几期《笔阵》的出版时间:新一期1941年11月20日就已出版,但新二期却延迟到1942年5月1日方才出版,中间居然相隔半年之久,新三期6月1日出版,新四期又到8月20日出版,至于茅盾信中提到的11月21日才收到的新五期,是10月15日出版的。最理想的状态,两稿安排在新四期、新五期,就不会让茅盾本人难堪了。但《笔阵》出刊的时间如此不稳定,势必造成以往稿件的大量积压和延后发表。在新二期的“编后杂记”里,就有这样一段话:“这一期总算是出版了,不过,除了《查太顿的悲哀》之外,大部分没有照预告的文章排出,原因:这刊物太难出了。同时我们也感谢孟超先生没有索回《查太顿的悲哀》底厚谊。”据牧野回忆,因为经费紧张,人手不足,《笔阵》的出刊一直存在很大的困难。再加上蓉、桂两地沟通不畅,最终《雨天杂写之四》刊登于11月15日出版的新六期,而且题目在目录中改为《桂林通讯》,在正文里又作《桂林通讯(雨天杂写之四)》,《“诗论”管窥》则发表于新七期。公允地说,发稿延期,《笔阵》编辑部也要负一定的责任。
茅盾的两篇稿子,都是寄给刘盛亚,说明两人交情匪浅。刘盛亚曾是文协成都分会的理事,常在《笔阵》发表文章,还协助牧野组织稿件。刘盛亚在德国留学时,好友周文就曾向茅盾推荐过他所译的托尔斯泰的《幼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刘盛亚回国,辗转来到成都。在周文的鼓励下,他写出《德国文艺之鸟瞰》,寄给香港的《文艺阵地》。不久,刘盛亚收到茅盾的信,说明要用这篇稿子,并希望他继续写些德国的情况。于是,刘写了“卍字旗下”的第一篇《民间纪事》。此后,继续写出其他篇。其后是《小母亲》。后来茅盾去新疆,经过成都,在开明书店停了几个钟头,想和刘盛亚见一面而不得,还给他留下了一张名片和铅笔的字条。从兰州,茅盾又寄来一信。此后,刘盛亚常常向茅盾请益。因此,他为《笔阵》来向茅盾约稿,合情合理,成功率也高。
茅盾写信时,已经在筹备从桂林去重庆。早在1942年5月初,蒋介石就派刘百闵来桂林,邀请由港归来的文化人士去重庆。茅盾迟迟没有答应。恰好当时叶圣陶也来桂林,7月初刘百闵还委托其向茅盾等人劝说。到10月底,茅盾经过反复权衡,决定去重庆。但是,他“除了买米的钱,身上并无余款”,不得不设法筹措旅费。他在信的开头说“乃因筹备赴渝,琐事丛杂”,其实是在为填补腰包,抓紧时间编几本集子。一本是《见闻杂记》,一本是《白杨礼赞》,另外一本《茅盾自选短篇集》则没有通过审查。因此,笔者冒昧揣测,茅盾收到牧野寄来的稿费,没有立即退回,恐怕也有急需用钱的考虑。《笔阵》的稿费大约是每千字十五元至二十元。
关于《雨天杂写之四》,还需要多说几句。新版的《茅盾年谱》称:这篇文章“后收入《时间的记录》,改题《雨天杂写之一》”。后面还对文章内容作了概述。此处有误,应该是改题《雨天杂写之三》。改题《雨天杂写之一》一文的出处,来自1943年4月1日出版的桂林版《人世间》第一卷第四期,原题为《雨天杂写之三》。《茅盾年谱》里的内容概述,也就文不对题。究其原因,是李标晶和王嘉良主编的《简明茅盾词典》(甘肃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中的类似表述被移植过来所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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