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克军与他的《弃犬历险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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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犬历险记》近日在广东文学馆展示。

近日，资深出版人、媒体人、作家丘克军出版了长篇小说《弃犬历险记》。南都记者在湾区书屋专访了他，听他分享中国版的“忠犬八公”。

《弃犬历险记》由花城出版社出版，是丘克军融入长期的生活积累与对社会人生的深入思考，利用3年时间创作的一部近14万字的作品。

这部小说可谓中国版的“忠犬八公”，深情地讲述了“我”与一只被弃的小花犬阿花“一起奔跑，命运与共”、顽强奋斗的故事，将十数年来山乡人情风貌的变化一一呈现。作品将“奋斗改变命运”的人生隐喻镶嵌于社会变迁发展的宏大叙事中，文字真挚平实，兼具质朴和浪漫的特点。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暨南大学教授蒋述卓评价，小说悬念迭出，曲折迂回，让读者在阅读中追问，在追问中阅读，造成了一波三折的艺术效果。作品不仅利用“剧透”式的写法步步诱导读者去追寻弃犬的命运，而且还通过各种惊险情节去丰富两个主人公弃犬阿花与“我”的形象。小说在谋篇布局上大处着眼，细部真实，叙述与刻画首尾呼应，照顾周全，艺术构思无疑是成功的。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名誉院长、南方日报前社长范以锦评价，“忠犬故事”早就有之，尤其是国外有精彩、完整的“忠犬故事”的传播。今天，我终于看到了原汁原味的充满中国风情的本土完整版的“忠犬故事”。《弃大历险记》在生活中是可以找到原型的，只不过是由多个原型构成，即所谓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小说写的是一只“追赶列车的狗”，它为什么要追赶列车？车上远去的是什么人？在不断的追问中，让人迫不及待地一口气读完这部小说。结尾留下的悬念也出乎意料，运用现代智能技术将阿花“复活”，并尽量通过对狗的习惯性动作的细节描述，让“复活”的阿花更加神灵活现，这种丰富的想象力满足了读者不愿看到有灵性的阿花消亡的期许。《弃犬历险记》 在处理创新与传承的关系时，更多的是将两者融合在一起，做到创新中有传承、传承中有创新。

访谈

记者：您创作《弃犬历险记》的初衷是什么？

丘克军：一是因为桂东南那片土壤在我心中沉淀了40多年，二是我和犬相处的这些故事和场景感动了很多读者，在众多读者催促我出书的这种使命感之下，我最终完成了这本小说的创作。

记者：您的小说是用第一人称写作，但小说中的“我”不是“我”，那《弃犬历险记》中的场景有多少是虚构的，多少是真实的？

丘克军：大概50%是真实，50%是虚构吧，因为没有真实的经历和感受是写不出来小说的。

记者：您自己在写的时候，觉得整本书中最感动自己的是哪一段？

丘克军：回想起来最感动的就是有一次“我”乘坐绿皮火车回广东过年，阿花追火车的场景。火车不让上动物，“我”知道阿花不能上火车，所以就算阿花跳上了车，列车员也还是把它赶下车去。之后“我”回到座位上，打开火车的窗户向站台上的阿花挥手致意，阿花看到之后立马将两只前脚抬起来想要抵在火车上，但是因为站台和火车间有缝隙，阿花无法长时间保持“抵”的动作，所以它一直重复抬起前腿的动作。最后火车发动了，阿花一直向前追着火车跑，直到火车消失在视野之内。这一幕场景是我最感动的，因为阿花不明白为什么这趟列车、这个庞然大物要带它的主人去到自己追不上的地方，但是它对此无可奈何。这个感人的场景是我自己真实的经历。

第二个感动的情节就是写到见证奇迹的时候，阿花在餐馆店主袁叔那里被群狗咬。当时村庄里的村民用番薯藤煮糠拌成猪食喂猪，但是除了猪吃得下，狗是吃不下这个的。猪棚、牛棚的旁边放着刚刚烧熟的红薯，这个正是阿花的心头所好，等它吃完准备离开时，突然间有一只大黄狗闯进来，看起来也是想来偷红薯吃。大黄狗见到阿花像发现了天敌一样，觉得阿花侵犯了自己的领地，于是叫来了五六个同伴紧紧地围住阿花，开始狂叫和撕咬。“我”见势不妙赶紧扬起打狗棍敲打牛棚的木桩子，这些土狗一下子被镇住了。阿花趁机夺门而出，但这几只土狗醒悟过来后也冲了出去，在一块荒地上又把阿花包围起来，撕咬成一团。阿花寡不敌众，一跃便跳进了江里，水流把阿花往下游冲去，这惊险的一幕令我“惊呆了”，幸好最后岸边的一个打鱼人撒网将阿花捞了上来。

记者：《弃犬历险记》中展现了很多客家山村的特色，那么您最想向读者展现什么样的客家山村特色？

丘克军：我写的是广西桂东南的一片山村，这部小说我前后花费了近三年才得以面世，但是其实在我心里这部小说已经写了40多年。如果回去家乡的话，我肯定会爬到我家的山上，因为我祖父祖母的坟就在上面，要回去祭祖，从山上一眼就能看到长垌街的变化。当我没时间回去的时候，我是直接在百度和谷歌的地图上搜索家乡的位置，看那片土地发生的变化，再从网上看那片土地发生的故事。

桂东南那片山村确实对我的人生有很大的触动，是促使我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呈现给读者的其中一大原因。而且不管是写长垌街，还是崖洞村，或是长垌河，在小说中我都描写得挺细致的，因为这些都是我切身感受过的场景和景色。

记者：小说中有一句金句令读者感触颇深：“命运就像蒲公英，到处飘荡，抓住了它就抓住了命运”，这也是您小说的主题？

丘克军：小说的主题就是“命运的蒲公英”，就是一个少年与弃犬的命运与共同奔赴的故事。我小的时候玩过好多蒲公英，吹来吹去，一吹它就随处飘荡，我在小说引子中的诗歌《在蒲公英飘落的地方》也写到了这个场景。

蒲公英当年给我的触动很大，而且母亲当时也给我玩过蒲公英，所以它在我的印象当中很深。蒲公英在小说中自始至终贯穿到最后，就是母亲怎么抓住她的蒲公英，“我”又怎么抓住我的蒲公英？还有一个就是“我”和母亲一定要去县城那里，有写到一个“我抓住了蒲公英，但是伤了母亲的心”的细节。因为我抓住了蒲公英，我去到那里可以看电影了，可以上图书馆了，可以不干农活了，但是母亲回到了她的伤心之地。

记者：小说语言风格偏向散文化，能不能聊聊您是如何把散文化的表达融入在小说写作当中？

丘克军：散文化是我写作的基因。我从小学五年级就开始写作，初中的时候我有看报的习惯，当时《人民日报》、《广西日报》、《南方日报》的文艺副刊接近90%我都读过。副刊上很少发小说，基本上是发散文。凭着报纸上刊登的这些散文的熏陶，我也开始写起了散文。

从小的耳濡目染对我的影响比较大，所以我在写作的时候，不管是场景也好，人物也好，事件也好，基本上都有散文的痕迹。去年年底，我看到汪曾祺有一篇文章叫做《小说的散文化》，发现自己真的是用了小说散文化的写作风格来写这本小说。

记者：范以锦评价您的这本小说是乡土文学与新乡土文学的有机结合，您能不能谈谈是如何将两者有机结合的？

丘克军：乡土文学是我的写作基根，有两位大师在这方面对我的写作影响比较大。一位是费孝通，他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新华社《瞭望》周刊上就小城镇建设问题发表了一系列“小城镇，再探索”文章，这个系列的社会调查、乡土调查我很喜欢。包括费孝通上世纪民国时期在西南联大的讲稿，都是他自己开发课题来讲给学生听，他不希望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和信息，而希望学生在整个过程当中用自己独特的思路和观点来探索一些未知的东西，这是费孝通当年的一个观念，创作时我也借鉴了《乡土中国》这本书。

第二个就是沈从文的《边城》，它的故事很简单，人物也很简单，但是写得很细腻。看《边城》这部小说和电影时，我感觉它没有那种激烈的冲突、跌宕的情节，而是偏散文化的叙事，我受这部作品的影响也挺大的。

至于新乡土文学，小说的时间定位大概是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当然后来也修改到了本世纪的2023年。小说的写作风格不完全等同于沈从文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那种风格，但是有他的影子，看上去应该还是现代散文的写法。包括近十年我写的很多散文也都是新乡土文学，比如《南粤春早》《粤西的年味》《冬日广州听春潮》等，我在里面结合了网络和时事热点之类的角度，有新乡土文学的味道，所以最终写出了一部乡土文学和新乡土文学相结合的小说。

记者：《弃犬历险记》这部小说出版之后，您接下来有什么计划？

丘克军：在两年多的修改和阅读各大名著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其实小说是修改不完的，只有越修改越好。我在《跋》里面也说到我是怎么修改这部小说的，比如凌晨时分做梦梦到了小说情节，立马就打开手机开始写。我在公交车上也写，走路也写，一冒出什么灵感就立马写下来，因为很可能几分钟之后我就把那个情节忘掉了，就像做的梦一样第二天就不见了。

另外就是很多“第一读者”看完初稿完之后，相比《弃犬历险记》，好像更认可另外一个书名，叫做《追赶列车的狗》，所以我在考虑后续书名是否需要更改。此外我考虑到有三个精彩的情节想补充在小说里，这是我对这部小说准备作的修订。

采写：南都记者 许晓蕾 实习生 周宇婷 戴银欢 通讯员 张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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