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的“关联性”说开去

发布时间:2024-05-31 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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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钰

作家格非

《登春台》 格非 著 译林出版社

《登春台》是作家格非继2019年《月落荒寺》后推出的最新长篇力作。小说以北京春台路“神州联合科技公司”为时空坐标,牵引出沈辛夷、陈克明、窦宝庆、周振遐这四个人物各自独立而又相互牵连的人生际遇——他们的故事又共同构成了一种对更宏大的“命运”的书写。该书既有对社会现实的精准观察,也有对世界真理的哲学思辨,涵盖历史、主体、城乡、欲望、情感等一系列反复出现在格非创作中的主题,展现出了丰富的意蕴和阐释空间。

格非曾在采访中表示,《登春台》的创作源起于自己对“关联性”的思考,而这一关键词也正好可以成为理解作品的一个切入口。“关联性”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突出的主题,是因为在小说描写的时代里,人与人的关系在现实层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小说对“关联性”的呈现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性,可被视为对过去几十年社会变迁的某种曲折反映。

《登春台》所涵盖的时间,是从20世纪80年代到当下的四十余年,差不多正好对应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的高速发展时期。在整个社会飞速发展的表象背后,是在更深层面发生的一种现代化进程。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用“断裂性”与“双重性”来概括现代社会的特征,即现代性史无前例的能量和范围,决定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之间的“断裂”远远超过“延续”,同时这一过程自身包含着矛盾性,其影响自然也是祸福并存、悲喜交加。小说透过四位主人公的人生折射出来的诸多社会景象,与吉登斯对现代社会的若干重要分析是遥相呼应的。

首先,在小说中能明显感受到的,是空间距离感的淡化。书中四个主要人物都经历了从乡村到城市的迁徙,足迹遍布天南海北,其本身的命运的变幻也常常与地点的转移紧密相关。其次,商品经济的兴起,则是另一股不容忽视的潮流。轰轰烈烈的“下海潮”,在小说中并非单纯的故事背景板,而是与人物命运紧密编织在一起的时代脉络,小说中几乎所有人物的人生走向,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过经济或金钱因素的推动。此外,吉登斯还自造了“脱域”(disembedding)一词,用以描述现代社会中出现的各种“拆解—重组”的现象。小说中反复出现于四个人物沈辛夷、陈克明、窦宝庆、周振遐身上的诸多遭遇,无论是家庭关系的离散,还是城市对乡村的瓦解,或者不同阶层向上或向下的流动,都是这一现代性特征的具象化写照。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小说四位主人公聚集之地的神州联合科技公司,其本身也可被视为现代社会的巨大象征:它是联结四方的物联网企业,是追逐利润的资本巨头,同时也是自有其运转逻辑的阶级城堡。

现代性所引发的这一系列变化,自然也反映在了人与人的关系上。

首先,小说中四个人物与故乡分离的过程,都伴随着某种旧有关系的瓦解:沈辛夷父亲早逝,与母亲和弟弟渐行渐远;陈克明失去了相濡以沫的妻子;窦宝庆因逃亡而与父母天各一方;周振遐则先后失去了亲生母亲和妻儿。与此同时,在种种新生的人际关系中,机遇与风险也都被等比例地放大。比如小说中的陈克明,被作为亲人的岳父算计而几近破产,却又因结识陌生人周振遐而“白日飞升”;看似是“偶然性”作祟,但其中也隐藏着某种时代必然。

其次,商品经济的泛滥带来了一种“金钱思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渐被金钱所衡量与换算,这一点在沈辛夷母亲贾连芳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比如当女儿遭遇陌生人猥亵,她本能的反应便是向学校索赔,并试图用一笔零用钱来抚平女儿的伤痛,而当儿子在学校与同学发生冲突,她仍然简单地认为,没有什么事情“是用两千元的超市购物卡不能摆平的”。

最后,随着社会各个层面的“脱域”过程的展开,个体的人被反复地抽离或是嵌入各种社会体系,人的地位似乎常常被降格为某种“功能”,而人与人的联结也成为某种系统功能的“替代”或“补完”。这在小说四个主要人物身上都有所体现。比如陈克明追求沈辛夷,是为了填补前妻静熹留下的某种情感空缺;周振遐聘请偶然结识的陈克明为司机,是接替因窦宝庆被捕而空出的职位;窦宝庆与郑元春发生不伦之恋,是源于对方丈夫在其情感中的缺席;周振遐无论是接管神州联合科技公司,还是照顾姚芩的工作生活,某种程度上也都是对好友蒋承泽角色的“继承”。这样的人物关系设定,不仅是叙事上勾连情节的“锁扣”,也是与小说要表达的主题思想密切相关的,它所反映的是某种根植于时代土壤的人际关系形态。

《登春台》对“关联性”的呈现,也有着丰富而多样的面向,比如小说中也不乏蒋承泽这类角色,他们对新来到的现代社会抱持着热情与乐观,对未知的人际关系也充满浪漫想象。不过正如格非自己曾在访谈中所说,有良知的作家都会把光投向阴暗面,投向那些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经历迷茫、挣扎、苦痛的个体。换言之,小说对于“关联性”的关注,更多是对其在现实层面产生的种种问题的忧思。好的文学自然应是对现实的超越与反思,但同时它也不应失去对现实最深刻的体察与关切;《登春台》正恰如其分地为我们展示了这种文本与现实的有机均衡。

此外,在小说冷静而充满智性的叙述之外,我们也能明显感受到,作者对笔下人物怀有的一种充满温情的悲悯,无论是朱老师对沈辛夷关于人生困境的开导,还是周振遐为窦宝庆送去的关于“向死而生”的劝慰,都像是作者埋下的希望的种子,期盼着它们总会在某个时刻破土而出。(作者为书评人,出版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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