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脑为什么爱编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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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为何重要？萨特说人总是不断说故事，生活在自己和他人的故事中。马尔克斯则宣称活着，为了讲述。

叙事无处不在。通过叙事，我们释放内心的困惑，调整态度与行动。而积极的叙事更是一种强大的能量，帮助我们走出悲伤，减轻焦虑，摆脱困境，重新出发。

叙事的功用还远不止于此。琐事和国事，现实和虚构，传统和信仰，制度和规则，无一不是通过叙事穿越时空，将不同的个体联结成拥有共同价值观的群体。可以说，叙事构建了人类的文明意识。

但在当代社会，叙事话题的泛滥也同时酝酿着危机。

在“故事化”的喧嚣中，充斥着一种既无意义又无方向的叙事真空。如何理解这场叙事危机？我们的大脑为什么爱编故事？

本文结合《叙事本能》《叙事的危机》《讲故事的人》等多本书籍，分析我们在叙事上经历的光荣与失落。

撰文｜重木

人类因叙事而存在？

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论尼古拉·列斯克夫》中感慨，“讲故事的艺术行将消亡。我们要遇到一个能够地地道道地讲好一个故事的人，机会越来越少”，而这一艺术的消亡本身也意味着“一种原本对我们不可或缺的东西，我们最保险的所有，从我们身上给剥夺了”，本雅明认为它就是“交流经验的能力”。

德国生物学家、《叙事本能》的作者维尔纳·西费尔一定会同意本雅明关于（讲）故事是人类一个不可或缺的东西的观点，至于讲故事的艺术是否行将消亡，西费尔或许会有所保留。在他看来，（讲）故事（撰写叙事）或是接收叙事，“是人类的一种本能，是人类不断努力想要去满足的一种需求”，因此它的不可或缺性意味着它是构成人类意识以及存在的核心元素，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作为一种自然“本能”而内镶在人类的进化谱系中，所以他对人类与叙事的关系十分自信。西费尔从人类进化的角度论述叙事在构建人类形象与历史中的重要性，由此他赞成美国哲学家沃尔特·费舍尔的观点，即不应该把人类称作“智人”（Homo sapiens），而应该叫作“叙事人”（Homo narrans）。人类因叙事而存在，也因为叙事而与他人产生联结，进而创造出属于他们的共同体、文明意识以及历史。

《讲故事的人》，作者: [德] 瓦尔特·本雅明，译者: 方铁，版本:微言传媒｜文津出版社 2022年1月

因此，叙事的本能印刻在人类进化的基因中，西费尔认为，“人类思维最重要的形式不是理性或分析，也不是直觉或感受，而是叙事。我们以叙事的方式组织经历、记忆、目标、欲望、动机、借口、托词，乃至整个人生。”韩炳哲在其《叙事的危机》中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在他看来，讲述（Erzäglen）将我们安置在存在之中，“讲述通过赋予生命意义、支点和方向为我们指派了一个地点，并将‘在世存在’（In-der-Welt-Sein）变成‘在家存在（Zu-Hause-Sein）’，也就是说，当生命本身即讲述时，我们不会对故事化和叙事予以关注。”由此可见，我们的存在本身就通过一种叙事（或讲述）的形式展开，而它最重要的作用便是对抗世界的偶然性和纯粹的实事性（schiere Faktizität），即通过一种闭合形式（Schlussform）把诸多纷乱的随机性进行组织化，由此才能创造出意义与同一性的闭合秩序。而我们恰恰只有处于这样一种稳定的闭合秩序中，才能存在，并且与他人和世界进行交流，否则只会像萨特小说《恶心》中的主人公，遭遇着赤裸且无序的物之世界，最终被纯然的无意义击倒。

《叙事本能》，作者: [德] 维尔纳·西费尔，译者: 李寒笑，版本:九读（GoRead）｜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4年4月

在西费尔关于叙事在人类进化中所起作用的理解中，它关涉到叙事的功能，即能够使人类这一物种逐渐开始区别于其他动物种群，而其得以实现的前提便是产生一种能够探寻他者意图的能力，语言的出现以及叙事的形成使得“人们学会了搭建自己的内心世界”，而在这一共享的内心世界的舞台上，“一切具有内心世界的人都可以探寻彼此的意图”，由此使得共情能力成为可能，而它能够将人们彼此联结，进而创造出共同体。区别于严肃且条理清晰的理性分析或是过分模糊且主观的感受，西费尔认为叙事是人类在进化中发展出来与他人联结的最好方式，因为它能够削弱攻击性，“能像闲聊一样建立联系”，所以能够将群体凝聚在一起。韩炳哲指出，“一个讲述共同体也是一个倾听者的同盟”，所以共同体中的人们处于一种平等且相互的关系，就如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只有在平等之人中，在他人的目光注视下，我们才能显现与行动。

而无论在西费尔所举的例子里，还是韩炳哲在讨论讲述与共同体的形塑时，这些故事的核心部分都指明了一处公共的、共同的空间，无论是曾经的那堆篝火还是某个村庄前的野梨树，“讲述-倾听”的共同体不仅创造了一种古希腊式的公共空间——广场，而且也通过“讲述-故事”而使得某种典范性的经验得以传授和延续，这是荷马史诗的功能，也是本雅明在讲故事中所看到的关于交流经验的重要性。

《编剧工坊》剧照。

经验往往是共同体的产物，以传统和延续性为前提，它并非作为某种严苛的律法，而是一种活生生的在场性，它不提供解释，但却能够让听到它的人感受到或是知晓其中所蕴藏的生命秘密，它使“生命可讲述，令其稳固”，而一旦经验匮乏，约束力或恒定性不复存在，便只剩赤裸的生命和生存。在韩炳哲看来，“经验创造了一种历史的连续性”，而现代社会恰恰建立在对经验的贬斥上，即认为经验的匮乏暗示着一切可以重头来过，在一张白纸上自由且肆意地想象与创造，因此逐“新”成为现代的典型特征，一种“新手上路之感”。然而这种逐“新”的革命激情往往是难以持续的，尤其伴随着外部氛围的转变以及“新”本身即将被耗尽之时，“前头无路想回头”之感便油然而生。无论本雅明还是韩炳哲，他们都发现，现代即蕴含着经验的彻底匮乏感，由此导致曾经使生命稳固的支架被抛弃。现在，生命不得不直面纯粹的实事性，并且不断地衰退成生存，最终成为福柯“生命政治学”所治理与剥削的生物体对象。韩炳哲发现，当“过去不再影响现在。未来收缩成了现时的持续更新，我们的存在因此失去了历史”，因为讲述就是一段历史，伴随着讲述以及其所蕴含的经验的消散——就像阿伦特转引托克维尔的那句话所说的——“当过去不再照亮未来，人心将在黑暗中徘徊”，而我们的生命亦如此。

故事化已经转变成了卖故事？

西费尔在《叙事本能》中通过引申各种研究、案例和故事向我们展现人类在其进化中所发展出的叙事本能对于人类存在、历史与整个文明的创造性价值，并且他也乐观地坚信这一本能依旧会成为我们的救赎。但在20世纪初的本雅明和21世纪的韩炳哲看来，叙事、讲故事和讲述这些“本能”将会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到来而逐渐衰落，从《讲故事的人》到《叙事的危机》，当今这个人人都在谈论叙事的时代，恰恰暴露出了叙事自身的危机。当美国哲学家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指出人是一种“讲故事的动物”（storytelling animal）时，当下的现状似乎确实印证了他的说法，人人都在编故事和讲故事，并且通过各种网络媒介进行传播，然而正是“在‘故事化’（storytelling）的喧嚣中，充斥着一种既无意义又无方向的叙事真空”。人类虽然依旧具有叙事的“本能”，但在现代社会中，它早已经被另一种“本能”所取代，即信息。正是因为社会的信息化加速了社会的去叙事化，因为叙事和信息是截然对立的，前者通过同一性的结构而把随机性转化为必然性，从而减少偶然性经验对于存在的袭击，但信息则“强化偶然性经验”，并且缺乏“存在的强度”。

《叙事的危机》，作者: [德]韩炳哲，译者: 李明瑶，版本： 中信出版集团 2024年5月

就如尼古拉斯·卢曼所说的，“信息的宇宙论不是存在的宇宙论，而是偶然性的宇宙论”，而人类是无法直面偶然性和纯粹的实事性的，后者不仅会对人类造成创伤，而且也会把生命-存在彻底粉碎为一种偶然的生存物。正因为这一存在的恐慌，使得当下的人们在面对信息海啸的冲击中被重新唤醒了对“意义、同一性和方向性的需求”，区别于信息的偶然性——只能进行量的叠加和累积，无法承载意义，而无意义即无方向——讲述总是意义的创造者和载体，而“意义原本是指方向”。对于逐渐迷失在信息森林中的现代人而言，讲述所带来的方向和澄明依旧是其“本能”的需求。

资本主义对叙事/讲述所具有的功能，或是按照西费尔的说法，对于作为人类存在之重要基础的叙事本能的改造是十分成功的。首先它接受了麦金泰尔关于“人是一种讲故事的动物”的判断，然后通过故事化将讲述占为己有，并且让它开始听命于消费。“故事化生产出消费形式的故事”，通过“故事＋产品”的组合，使得产品被赋予了故事化的情绪，而故事也能够作为可定价的商品摆放在商店里供消费者选择……对于这种“故事产品化/产品故事化”的现代消费模式，作为日本少女漫画编辑以及亚文化研究者的大塚英志必定是十分熟悉的，日本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对各种亚文化所使用的“媒体组合”（对同一产品/作品/内容的多媒体制作和宣传）式营销方法（参考《战时日本的媒体组合》），便深得这一精髓。而在大塚所研究的“御宅族文化”中，他也早早地发现，现代读者对于各类亚文化的消费，早已经区别于传统的阅读模式，御宅族所买卖与消费的就只是叙事、情绪以及背后所设计的世界观，大塚称其为“物语消费”，其后东浩纪在其《动物化的后现代》中通过对其进一步分析，而称其为“数据库消费”。在韩炳哲《叙事的危机》中，他同样意识到了这一点，而这也正是他所说的现代资本主义信息时代的主要“叙事”特征，即故事化（storytelling）已经转变成了卖故事（storyselling）。

无论是大塚英志还是东浩纪，曾经对于现代的“物语消费”与“数据库消费”都持有谨慎的乐观态度（大塚在2021年出版的《新故事消费论》中对自己曾经的乐观进行了自我批评），但在韩炳哲看来，现代的信息化与故事化不仅会破坏人的存在，而且会消耗生命，摧毁共同体，最终使得人类迷失在信息的纯粹偶然性与数字流中。韩炳哲通过不断地对比讲述与信息的本质性差异，来诊断现代人所遭遇的叙事危机（即存在的危机）。例如数字平台无法进行讲述，而只能叠加，所以它完全区别于人类的记忆方式，后者具有选择性，并且是叙事性的，因为只有经过选择才能建立联系，叙事才能实现，否则只是材料的量的叠加和无序的堆放，而这恰恰是数据库的特点。

东浩纪在讨论“数据库消费”时便指出，它所存储的是各种毫无关系的“萌要素”，创作者通过自己的需求进行“萌要素”的选择和建构，从而组装出一个具有鲜明预设性的“角色”。它的诞生过程与一个商品的制作实则并无区别，而韩炳哲从中看到了其背后的目的，即“将生命转化为数据”。然而，“收集到的关于一个人的数据越多”，并不意味着对其的了解就越多，恰恰相反，只是会“越容易对其进行监视、控制和经济利用”。智能手机以及资料库知道我们许多数据，但对于存在它却依旧一无所知，但它会装作对我们十分了解（人工智能知晓那些我们不自知的愿望和偏好，韩炳哲称其为“数字化潜意识”），而其核心目的不是为了消费就是为了治理。所以韩炳哲认为扮作游乐场的智能手机实则是“一座数字化全景监狱”。

理性的胜利？

从韦伯开始，他便意识到伴随着理性的胜利，我们生活的世界将逐渐被祛魅，而在本雅明关于“光晕”（aura）的论述中，它在机械时代的消散也似乎与故事的消亡有着内在的联系。世界遭到祛魅，就意味着世界关系被还原为一种形式逻辑内的因果关系，并且这种关系认为自己所显现的就是纯粹的实事性，而它与叙事性恰恰是互斥的。在韩炳哲看来，是关联性的思维创造着意义，它以一种“深刻的共情”把人与物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得万物不仅仅只是赤裸的实事性，而是处于一种暧昧与诗意的状态中。这样的世界在现代晚期早已经消失无踪，万物寂静无声，“魅力从事物身上逃逸了”，它们被资本主义的消费逻辑指认为可被认知、可被利用与可消费的对象与产品，变成可被计量的数据和信息，从而使其彻底“透明”，魅力尽失。

信息化时代的光太亮，把一切都照得清清楚楚，从而导致阴影和暧昧失去了存在的空间，而当生命面对这样灼目的光芒时（如智能手机的屏幕）不是失明，就是在反复地刺激下变得麻木。前者由此“剥夺了来自现实的目光，即宣告他者存在的目光”，从而使我们隔绝于真实，后者则使我们的感知愈加自恋化，沉溺在想象中的自我圆满中，而彻底失去世界。

《编剧工坊》剧照。

当我们逐渐被信息的偶然性裹挟而不断地内缩与远离他人（世界）时，共同体也会随之分崩离析。无论是本雅明、西费尔还是韩炳哲，他们都发现讲述/叙事/故事能够产生社会凝聚力，它“蕴含着意义来源，并且传递促进共同体的价值观，因此它区别于建立制度的叙事”，而伴随着“私人故事”在现代的泛滥，它将彻底破坏“讲述-共同体”所具有的公众性，由此也就导致阿伦特所寄予的共同行动不再可能。在阿伦特看来，行动和叙事是紧密相连的，“行动和言说与希腊人理解的政治密切相关，而这两种活动的确总能形成一个故事，即一个过程，无论个别事件及原因是多么偶然和意外，它最终都具有足够支撑讲述的连贯性”。因此韩炳哲才会提醒我们，叙事自始至终所具有的政治属性，因为“叙事乃共同行动，即‘我们’存在的基础”，只有在众人之中，我们才存在，才能共同行动，而对于阿伦特而言，这就是政治的本原，是政治诞生的时刻。

因为新的讲述总是能够形成新的认知，世界可以被重新讲述，从而使我们能够采用完全不同的视角来看世界，所以故事才会那么重要，它不是解释性的给出某个明确的答案，而是带来经验，所以本雅明说“讲故事艺术的一般奥妙就在于讲述时要避免解释”，因为解释和讲述是互相排斥的，而唯有不提供解释才是讲述的真谛，因为讲述具有“重新开始”的力量，它就像一颗种子，始终蕴藏着破芽生长的渴望，它就是阿伦特所谓的“开端启新”。

撰文/重木

编辑/走走

校对/杨许丽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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