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一个儒生的人生际遇

发布时间:2024-06-04 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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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潘采夫

《少年读金庸》课程掌门人

原《新京报》《南都周刊》主笔

博雅小学堂人气主播

有句话叫,“有井水处,就有金庸”。从来没有哪个中文写作者能像他这样,让不同国籍、不同阶层、不同文化信仰的华人都如此着迷。

如今,写金庸的书浩如烟海。而知名金庸迷潘采夫老师,选取了一个很独特的角度,从金庸同行同事好朋友讲起,铺开一代文化人群的人生踪迹。“得有怎样的水土,多少的历史,才能让这样的人现于世间。”

当历史颠沛流离,一群被传统文化深深滋养过的人,他们的人生本就是一个传奇。而他们的梦,尤其是金庸的梦,凝铸笔端,就有了一个名字:千古侠客儒家梦。

金庸出生的年代,正是民国年月,浙江海宁的书香望族,刚刚懂事就日寇西来,少年流亡,辗转于南方中国,但学业不废,弱冠成为报人,落脚港岛,办《明报》,写武侠,“文治武功”都达到了文人的巅峰,称心快意。对于这些,已有浩繁文章探讨,我所感兴趣的是金庸所折射的,一代文化人群的人生踪迹图。

梁羽生逝世时,金庸曾写下挽联:“同行同事同年大先辈,亦狂亦侠亦文好朋友。自愧不如者:同年弟金庸敬挽。”梁羽生生前曾在采访中说,“我们的友情是过去的,尽管不灭。他是国士,我是隐士。”

梁羽生喜欢李叔同的一句话:“老僧只合山中坐,国士筵中甚不宜。”金梁之间,实有瑜亮情结,也曾留下文人佳话。

1951年,两人都是《新晚报》副刊编辑,梁羽生编辑“天方夜谭”,金庸则编辑“下午茶座”。工作之余,两人或茶酒诗话,或对弈搏杀几局。

金庸与梁羽生对坐下棋

创作武侠小说之后,梁羽生、金庸和百剑堂主还曾在《大公报》合办过一个专栏,叫“三剑楼随笔”。百剑堂主去世之后,梁羽生赋联纪念:“三剑楼见证平坐,亦狂亦侠真名士;卅年事何堪回首,能哭能歌迈俗流。”侧面描述了三个人的文人生活。

这是报馆生涯。

百剑堂主,本名陈凡

香港“综艺侠情派”武侠作家

金庸还有一些好友,如黄霑,如倪匡,如蔡澜。每每忆起他们,我都会都忍不住慨叹,这是怎样的人中龙风啊。得有怎样的水土,多少的历史,才能让这样的人现于世间。

黄霑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广东,一九四九年到了香港,他的香港经历我们比较熟悉了。最传奇的是倪匡,他同样出生在民国,在内地还当过军人、警察。五十年代到内蒙古垦荒,因冬天拆了一座小桥当木柴,被以反革命罪羁押数月。他决心逃走,从内蒙古、上海一路到广州,然后到香港,从此一生北望神州。

这是他们那一代的经典路线图。

倪匡

其实何止这三人,太多人走了这样的轨迹。梁羽生、胡菊人、余英时、雷震、殷海光、李敖、许倬云、唐德刚。他们的命运颇有共同之处,像鸟一样离开民国故土,从此成为海外游魂。

唐德刚的《五十年代的尘埃》,巫宁坤的《一滴泪》,黄霑的“浪奔浪流,万里江水滔滔永不休”,金庸的“塞上牛羊空许约”“谁家子弟谁家院”,许倬云的《万古江河》《风雨江山》,听听这些名字,都深藏着去国之痛,却又蕴含对传统文化之痴。

1963年九龙火车站

这种痴,最集中地体现在武侠小说。无论金庸还是梁羽生、古龙,都用武侠小说实现了“宁可无武,不可无侠”的人生理想,构筑了神奇瑰丽的武侠江湖。同时,以或道家态度,或儒家精神一起,构成了中国文人的文化人格

金庸当然是儒家,金庸的人生际遇,也是一个儒生的真实形象。陈平原曾说,千古文人侠客梦。对于金庸,则可反过来说,他笔下的武侠人物,多是千古侠客儒生梦。为国为民,不仅侠之大者,也是儒生之梦也。

《明报》副总编辑张圭阳,写过一本《金庸与明报》,此书很好,不为亲者歌,不为尊者讳,材料也严谨可信。

《金庸与明报》为作者的博士论文加工而成,故不同于一般的金庸传奇,很学术著作的底蕴,也有畅销书的趣味。张圭明报人出身,讲述历史如写新闻特稿,时代背景陈述清晰,一字一句注重出处,且具有通过对个案的解剖,透视一个时代风云的雄心。就笔者目力所及,关于香港报业的资料不多见,以这本书,完全可作为香港报业史来看待,所以推荐为秋季好书,应该是不过分的。

金庸与《明报》封面

在内地,功成名就的金庸一边被请进庙堂,成为大师,被视为“国士”,一边遭到民间写家无情批判。

最流行的一个论调是,金庸武侠小说里只有忠孝节义,没有民主自由,青少年读之如饮狼奶,徒增杀气,对建设公民人格大大不利,所以喊出一句口号:“健康生活,远离金庸”。

笔者虽然知道,限于信息封锁闭塞,内地对金庸的了解很不全面,只知武侠小说家金庸,不知报业巨子查良镛。但笔者也和大众一样,曾一边津津有味地读其武侠,一边唾沫纷飞斥其腐朽。现在想想,这种观点何其可笑。

金庸是一个儒家,这是无庸置疑的,《明报》也是一份儒家气质浓郁的报纸。金庸在内地的遭遇,其实正是儒家在内地的真实形象

在香港,金庸作为儒家无人非议,至多嘲讽他有点中庸、机会主义,金庸写武侠小说也正常,在香港人眼里,武侠小说这种茶余饭后,完全不承载什么使命,谁也不会当真。

正如香港黑帮电影横行,香港人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吴宇森也不会被当作不良老师批判。但当所有的小说都要有教化功能,都要划分为牛奶和狼奶,都要从书中读出微言大义,金庸被批判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金庸挨骂虽然冤枉,但也不是全无来由。从《金庸与明报》中可看出,金庸一边对民主自由有坚定信仰,一边对强大、统一、稳定等儒家理念积极提倡。所以,《明报》在香港也曾被批评为“由左而右,又由右而左,摇摆不定的机会主义者报纸。”

《明报》创刊号

在香港,金庸通过报纸,可将自己的政治理念全面表达,民众也不至于误解,但在内地,金庸的前一个信仰几乎不见声音,而后一个理念却通过小说、影视剧被海量放大。如今,金庸已离世,他已经不能再为自己说话,全要依赖后人对他的解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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