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才女间的深情厚谊,封建秩序中的人性与生机
如何建立与宠物之间的深厚情感连接 #生活知识# #宠物用品#
提到女性书写,最为大众熟悉的表达就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名言:“女人想要写小说,她就必须有钱,还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最近的热播剧《我的阿勒泰》中,也通过女主角李文秀路过走廊时扶正伍尔夫画像这一细节,表达出女性创作者跨越时空的共鸣。与追求独立的现代女性相比,明清时期的女诗人则呈现出另一番在供养中创作的图景。
在中国古代,虽然女性一直被正规教育拒之门外,但在不同时期,女性的非正式教育与书写却暗自滋长,明清时期更是涌现出大批女诗人和作品。她们可能是大家闺秀,或是文人的妾妇,也有结交了风雅恩客的青楼女子。20世纪八十年代,晚明(17世纪)至清末(1911年)的智识阶层中的闺秀文集逐渐重见天日,并进入学术视野。
在这些作品中,传统女性顺从、失语的性别角色被打破。但作为一种“次要”文学,这些作品通常没有得到很好的流传和保存,文本匮乏一度成为研究的主要难点。华裔汉学家方秀洁耗费十年,于中日各大图书馆的中国古籍善本特藏中,发掘出大量明清女性作者的存世之作,让这些沉睡的文本浮出地表。
《卿本著者:明清女性的性别身份、能动主体和文学书写》,[加]方秀洁 著,周睿 / 陈昉昊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方秀洁首先回到女诗人的生活环境和等级秩序,追问她们为何耽溺于诗且笔耕不辍?她发现很多女性以诗言志,以立言实现不朽,有清晰的自我赋权意识和主体自觉。在一个普遍认为桎梏至深,压抑表达的年代,女性作者却利用不受关注的边缘位置,默默开拓出一片广阔丰富的精神世界和自由空间。其中既有自命“贤妇”的道德化表达,也有大胆、强调感官的情欲书写。女性通过写作和阅读缔结了文学和社会的共同体,超越了社会阶层和时空的限制。
撰文|张晓琦
在普遍印象中,除了个别奇女子的灵光乍现惊鸿一瞥,中国古代女性一直是长期沉默的存在,在文学领域亦不例外。即便以清代生活为背景的《红楼梦》中有过大量闺秀读书作诗的描写,但在人们眼中,仍旧是贵族家庭的个别行为。
作为一种权力,男性写作在政治与文化阐释的加持下成为经典与传统,女性则被排除在这种权力之外。她们所受的教育逊于兄弟;结婚后常因操持家务而辍笔;表达上面临比男性沉重的道德压力;刊刻文集时要与对女性谦卑自抑的要求相对抗,常有焚稿冲动;传播更为困难;作品也要被置于男本位审美价值与文化传统之中进行评判。
方秀洁通过对史料与文献资料的搜罗爬疏,试图回到历史现场,探寻她们在重重障碍下的写作动力、在作品中所呈现的生活,以及这些创作实践对当事人的意义。
正妻写作:传统妇德
方秀洁对女性诗人的考察维度是身份与空间。正妻与妾室,是明清时期女性作者的两个身份。前者的代表人物是甘立媃,出身于江西奉新县士大夫家族,祖、父辈中不乏进士、举人,自幼与姐姐甘月娥由母亲教授诗歌、书法、绘画、音乐,著有诗集《咏雪楼稿》,其中四个部分《绣余草》《馈余草》《未亡草》《就养草》对应着她人生中少女、少妇、寡妇和太夫人四个阶段。
甘立媃早期生活温馨舒适,《绣余草》中有很多关于季节与自然物象的练笔之作,有与父母、姊妹及亲友的往来唱和,这段时期最大的打击来自姐姐与母亲的去世,诗歌哀婉动人:“眼倾泪血染麻衣,寸断儿肠母怎知。百扣穗帷求示训,奈无一语似生时”(《哭母·八首其一》)。
21岁嫁给徐曰吕后,丈夫成为甘立媃诗歌的中心。她尽心支持陪伴他,期望他能科举高中平步青云。两人还会联句,营造出伉俪情深的情状。她自觉履行主母职责,在送自己贴身侍女出嫁时“亲结其缡”,写《嫁婢》诗叮嘱她恪守妇道,“送至门一言,切无违夫子”。
32岁时,徐曰吕去世,甘立媃需要抚养孩子、侍奉公婆、和刁钻的佃农斗智斗勇。她怀念与丈夫琴瑟和鸣联诗作句的时光,诗作中充满孀居生活的孤独绝望与对未来的担忧恐慌。这段时期,她的注意力转移到两个儿子身上,课子读书,希望他们蟾宫折桂光宗耀祖,也有很多唱和之诗,多是儿行千里母担忧;但只有一首写给长女,教导她要恪守妻道早生贵子。甘立媃没有给次女写过诗,只在她丧夫后写过一封家信,劝慰她死易活难,要行困难之事;还要她遵守礼节修身自重,不要引人讪笑,不似宦家闺媛。
《红楼梦》剧照。
1802年,在甘立媃60岁时,她的儿子徐心田在中进士一年后被授官南陵县令,她从此过上母以子贵的生活。她督促儿子延续子嗣、为官谨慎中正,以县太君的身份与儿子的僚友诗歌唱和,与当地士绅内眷交往。
甘立媃在徐心田赶赴芜湖治蝗灾时写信给予建议,治蝗成功又写信道贺;还参与祈雨,献祈雨文,被两年后南陵邑重修县志的士大夫选入“艺文门”,被誉为“能活人”之文。甘立媃享受儿子成功所带来的舒适与体面,清楚地知道这是实现志向的唯一道路,以自己的公众形象与社交活动助力儿子仕途。
纵观甘立媃的写作,她有着清晰的自我记录动机。诗集中收进了她7岁时稚拙可喜的处女作《咏圆月》。20岁时,她写下第一首庆生诗《二十初度》,将自己象征化为一位因过贬谪到凡间的“孤雏”神女。
新婚后的《晓妆对镜口号》中,她以同镜中人对话的方式欣赏自己的美貌风姿,流连金钗钿盒,但还是引用孟光典故作结,表明做贤妇的心志。在其二诗中再次否定女性欲望,塑造贤内助形象。
60岁儿子高中进士,她作为成功母亲写下《六十生日抒怀》总结一生,再次强调自己是谪仙女降世命运不凡,又写家中男人对生女的失望,于是转而强调妇德妇功、学识修养,期望以此来扭转性别劣势。她将公婆的临终赞誉视为褒奖写进诗中,以为丈夫家族做贡献来彰显自我能动性。
妾妇写作:卑下的空间
妾妇的代表人物是沈彩,13岁与浙江平湖陆烜为妾,在陆烜与其妻彭贞隐教导下学习、写作,成长为集诗人、书法家与鉴赏师于一身的艺术家。陆烜出身于当地望族,嗜好藏书,给沈彩文集作序,说她“清华端正,智慧聪俊”,既是家庭经济来源,也是族门文化资本。彭贞隐也是一位诗人,清初官员、诗词家彭孙通的孙女。
沈彩的创作,“‘文人女性化’自我”的特点非常突出,即由男性凝视与欲望构建出的女性形象,但呈现出比男性文人书写更复杂的面貌。沈彩有自我意识,深受将女性作为客体的闺情诗影响,也受制于封建礼教,她会去书写身体与情欲,又会在迂回婉曲或戏说中解构情色意味。
《红楼梦》剧照。
沈彩诗卷首篇叫作《效玉台体》,标题直接脱自典型物化女性的闺情诗集《玉台新咏》,首联“盈盈十五女,皎皎在洞房”化用其中《青青河畔草》的诗句:“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还有红豆、罗带减、鸳鸯这些“文人女性化”常用词。
这首诗写于她及笄之年,彭氏主持了她的成人礼,情色客体与自我意识在此交汇。《冬夜纪事二绝》记录了与丈夫的春宵私昵,充满感官情爱意象。她写沉浸于练书之乐、丈夫未能夺走自己手中笔的生活情趣,使用“春纤”这样有恋物癖性质的词,但同时赋予力量:“莫道春纤无气力,爪痕入竹有三分”。
她以撩拨语调写女子的酥胸,沉醉于沐浴中的身体,尤其是三寸金莲这一最能唤起男性情欲的意象,既有自我物化,又有对身体的欣赏。但将窥视主体设成鹦鹉,或以“戏咏”姿态嘲讽情欲挑逗的伪饰性,还揭开神秘面纱直陈其丑陋畸形,就有了挑战意味。
沈彩自13岁起与彭贞隐共事一夫,但从诗作看,很难认为她是个卑微被动客体或争宠侍妾。她为陆烜收藏的宋代书画家米芾手绘《云山图卷》写跋,以批评家的口吻说他笔法皆有法度故能成其妙。
她在诗作中强调自己有志向学,有恒心和毅力,用蜜蜂以生命投入酿蜜作比,自诩“女状元”。她对待正室像对待师父、母亲与姐妹。两人多有诗作唱和,彭贞隐还有不少对沈彩的步韵之作,在文字游戏中打破了妻妾的等级秩序。
沈彩的诗歌脱胎发轫于闺情诗,但没有百无聊赖独守空房,而是以日常生活、私人感知为闺情诗注入新鲜血液,尝试将女性从被动无欲客体转变为欲望主体、居于核心地位,构建出与众不同的性别意义空间。
其时还有很多从事写作的妾室,如名妓从良的柳如是、顾媚、董白;阮元的三个名妾:谢雪、刘文如、唐庆云;顾益斋的宠妾袁倩;施闰章之妾徐珠渊等。妾室们大多出身寒微,在13到15岁之间即被卖身或赠予他人。想要能以文艺怡心遣性,必须是“理想婚姻”,有夫君、主妇的支持扶助。
陆家的资源与文化氛围,以及陆氏夫妻的培养,都为沈彩的才华发展创造了条件。对此她十分满意,在《答邻姝》一诗中曾表示“但愿常如此,来生仍女姥”。在进入陆家之前,她也粗通文墨,但将成就都归于彭贞隐的提携关照。
她文集中记录过唯一一次远行,是20岁时由夫君携往附近东溪乘画舫夜游。陆烜认为游不必名山大川,惟取适兴而已,她极为认同。但据地方志《平湖县志》所载陆烜小传,陆嗜好游山玩水,曾游四明山、天台山,北涉江淮。陆烜所言确有道理,但在此处,却有着明显的双标与将妾妇圈于闺门的潜意识。但沈彩对此毫无知觉深为认同。
在《减字木兰花·春日》一词中,她梳洗完毕要从《诗经》中选曲吟唱,突然情欲升腾想写春词,立即担心遭到彭氏的指责。她记录了这一过程,却对其中的矛盾没有反诘而是认同。
与沈彩际遇相似的还有湖北汉阳一户人家的侧室徐如惠,嫡妻江兰教她读书识字,赠字“瑶草”,给她诗集作序,对自己的教导颇为得意。但并非所有人都如此“幸运”,一位名为李淑仪的小妾,9岁被父母卖与李家做婢女,曾写《鬻女词》声泪俱下控诉父母。李夫人对她视如己出,临终前将她许给年纪、志趣都相投的黄仁麟。
但黄的妻子嫉妒李,将其潜配松萝山野池馆。李淑仪有诗集《疏影楼名姝百咏》和《疏影楼名花百咏》,为有名的嫔妃、妻妾、娼妓写诗,想为女子争历史文化地位。因为生活情境更差,情感反应与用词都更为激烈。
《红楼梦》中的香菱。
与正妻不同,妾室写作很少提到娘家与儿孙,大概是因为依照礼法,自己的孩子也是归于正室名下。沈彩就从未展现过母亲形象,而是将自己塑造为淑女与书法家。正妻被要求成为贤妇,前述甘立媃即在诗作中突出这样的价值。
但沈彩写出了女诗人中的最香艳之作;徐珠渊在30岁之年仍旧在写对丈夫施闰章的渴慕和爱欲。她们因为地位卑下,反而得以突破正统妇德束缚,获得更多自由空间伸张主体,在附庸中构建出相对的独立。方秀洁将这解读为儒家体系将女性共谋收编其中的弹性适从。
因此以沈彩为代表的许多妾妇都表现得很乐观知足。但现实并不全以精神为转移,施闰章嫡妻之子施彦恪为徐珠渊这个庶母写传记,就要强调她恪守妇德、侍夫纯贞的一面,将其拉回妇德系统。
正妻有法礼地位,有嫁妆,有娘家亲友的联系与包括经济在内的支持,在丧夫之后仍能继续写作,甘立媃即是如此。但妾室写作完全仰仗丈夫与正妻的支持,夫君一死,就可能被赶出夫家或者卖掉。
清末著名女诗人顾太清,是乾隆曾孙奕绘的爱妾,二人诗作唱和鸳侣情深,奕绘的福晋去世后他也没有续弦,与顾太清更加亲近。但十年后奕绘去世,顾太清就被他的子女扫地出门。她一边抚养幼子一边继续写诗,但诗集未曾流传,直到20世纪初才付诸刊行。
当女性踏上旅途:英勇与自由
在儒家“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中,男性行旅是常事,也是他们诗歌的常态,但在女性书写中却很少见。从17世纪开始,女性行旅之作变多。做官的丈夫想与受教育程度高的妻妾长相厮守;妓女要做奔波恩主的生意;明清鼎革,战乱令大量男女被迫流徙,这些都令更多妇女踏上旅途。
明代万历年间的邢慈静,山东临沂人,在诗、书、画上皆有造诣,在明末清初文坛颇有声名,尤其精于白描观音。邢慈静的母亲对她非常疼爱,必欲嫁贵人,28岁才将她许配大同知府马拯为妻。马拯后被贬至瘴疠肆虐苗夷混居的贵州,不久撒手西去,邢慈静身边只剩下幼子、仕女和媪仆。在殉夫自尽和扶柩还乡之间,她选择了后者,决意令丈夫归葬山东祖坟。
《雍正妃行乐图》(清 佚名 )局部。
在事后写就的《追述黔途略》中,她讲述了这一路所遭遇的危险。在贵州要躲避豺狼虎豹、苗夷冲突,要走蜿蜒山路、过索桥,路途险恶行色匆匆,无暇饱食。在黔湘边界改走水路,一叶小舟穿行于暗礁险滩,再加风霜雨露,一不小心就会舟毁人亡。进入湖南后又被狡猾胥吏刁难,差点被骗财,被困三昼夜还是靠自己走出来。
在自序末尾,她这样描绘这趟旅程的险象环生:“沿途有死无生之状,百口不能摹。危山险水,魄震魂摇者,千口不能摹。封豕长蛇之怒,豺号虎啸之威,俾母子瞬不及顾者,万口不能摹”;而著述的目的是:“痛定思痛,姑条分其概,俾后世子孙,知余之苦,远谢一死万万耳;如日敢以布之大人长者,则妄矣。”
邢慈静暗示扶柩回乡的苦难折磨远大于殉节,但意识到炫耀妇德会违背谦逊谨慎的女子本分,立即将自己置于家族秩序中。虽然矛盾,但她还是在这种壮举中获得了强烈的能动性与自足感。
此外,孀妇张纨英、左锡嘉等都有类似举动,完成了礼法对于男性的要求。道光、咸丰年间的女诗人兼文学批评家沈善宝,还以自己多年出售字画诗文的收入,安排了不同代的八位亲属葬礼。
王凤娴的《东归记事》则是单纯记录赏心乐事。明万历二十八年,她随在江西宜春任职到期的丈夫张本嘉返回故乡。在张本嘉抄近途以便按时进京述职后,她一个人踏上旅程,沿途记录汇集成册,题为《东归记事》。书中记载了行船停靠的每一处所,寓情于景,又有赋诗穿插其间,颇富文学质感。
王凤娴亲近自然风光,视野辽阔感知敏锐,途经历史名胜也会发表自己的思考见解,对历史掌故了然于胸。游历令长居于幽闭闺阁中的人意气风发,得以将审美、情感、智识融汇于自我经验。王凤娴的写作动机,是能够日后借由记录重温旅程。但她曾嘱托弟弟王献吉烧掉诗稿,献吉不同意,摆出《诗》三百篇大都出于妇人之手的理由才令她心安。这也是她诗集《焚余草》名字的由来。
晚明重臣葛徵奇的妾室李因的行旅,有着更为丰富的内容。在十五年相伴生活中,李因随夫君辗转各地赴任,走难闯北,游历甚广,因为妾室身份拥有了比正妻更大的社交自由,比如融入青楼女子圈,除自然天地外,诗歌中还出现了许多社交场所。她的画名犹大于诗名,葛徴奇去世后,她以卖画为生,销量颇丰,据说仅在海宁就有超过40家赝作仿摹,作品有《竹笑轩诗集》存世。
随葛徴奇各处赴任,李因看到了流寇作乱十室九空,感慨内忧外患,渴望以死报国,写下《闻豫鲁寇警》一诗:“万姓流亡白骨寒,惊闻豫鲁半凋残。徒怀报国惭彤管,洒血征袍羡木兰。”这种志向令她意识到性别局限,产生了“身为女子不如男”的弱势感。
1643年,葛徴奇因李自成被推为“闯王”后的高涨势头,请立国储于留都南京,被崇祯帝贬黜。离开北京后,葛氏夫妇进入皖北宿州,遭遇军队哗变,飞箭如雨。李因在乱兵之中寻找葛徴奇,大呼“主人何在”,被箭射中胸口、手掌都没有知觉。直到得知葛徴奇安然无恙才放下心来,感到疼痛。
葛徴奇的僚佐属吏兼后辈弟子吴本泰同被贬南京,与二人同行,共同经历了这一劫难。后来在李因的诗集跋语中,将她誉为巾帼英雄,盛赞她因护主表现出的非凡勇气。归家一月后,葛徴奇感于李因的舍命护夫与呕心泌血作诗的痴心,助力于她的诗集刊刻,“芟其繁芜,选刻如千首”。
李因没有提过自己的英雄行为,但一直在找人作传,最终得到遗民大儒黄宗羲撰写《李因传》,盛赞她的英勇果决。这里又存在着扬名与显名的矛盾,原因大概仍旧是对女子谦卑缄默的社会要求。
女性创作话语权与共同体
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还出现了女性点评她人创作的现象,形式有书信、论诗诗和编选诗歌评点辑录选本。作为长期被文化传统排斥的群体,女作者不约而同表现出对公安派“性灵说”的亲近。
公安派所倡导的独抒性灵、反对拟古,为女性找到了自我经验与经典文本的连接通道。沈彩曾在回复好友、书画家汪亮的信中,阐述过自己的诗歌观念(汪亮对她诗歌的“绮罗香泽之习”有所批评)。她强调“诗者,道性情也”,反对将女性诗作置于男性风格传统中批评,对于“似杜甫”“无脂粉气”都不以为意。
沈彩认为“绮罗香泽之习”本乎性情,强调性别敏感与自我表达,反对巾帼有须眉气就是高评价、将丈夫气视为更优越的道德或审美。在49首论诗绝句组诗开篇,她强调《诗经》首作是妇人所写,有着追溯女性经典的强烈象征意味。
《诗酒待琴图》(明 陈洪绶)局部。
在诗歌选本方面,本书介绍了沈宜修的《伊人思》、季娴的《闺秀集》、王端淑的《名媛诗纬》和沈善宝的《名媛诗话》。“伊人思”取《诗经·蒹葭》“所谓伊人”,“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之意。沈宜修两位爱女叶小鸾、叶小纨相继离世,严重影响了她对这部诗集的编纂。
她的目的是发掘、保存同时代未有显名女诗人的诗作,却收入了已有声名的王凤娴与沈纫兰的诗歌,因为两人皆有丧女之痛,将她们女儿的诗也一并选入。她还录入了和自己女儿一样早夭才女的诗作,对诗人的介绍、评点言简意赅,主旨不在鉴赏而在共情。
季娴的《闺秀集》选取了同时代77位女诗人,以文类体裁编纂,关注审美旨趣与文体风格;注重文学性,淡化作者生平与道德。她批评男性编选者不加甄别、敷衍了事,强调自己是去芜存菁,像王娇鸾的《长恨歌》被她弃选,就是因为内容、语言“鄙秽已极”。但这更多是出于文学性而非社会性与道德性,因她还选录了薛素素、王微、马守真、景翩翩等明末歌妓的诗,与其他闺秀并列。
在自序中,季娴对儒家对女性写作的歧视提出尖锐批评,讲述女性写作的困境:家务缠身、道德压迫,写了也经常被忽视不得传世,致使湮没无闻。但她在批评之后,又谦卑地称自己并无野心,不过是为了自娱自乐和课女学诗,也是丈夫非要令文集付梓。方秀洁认为季娴的编选反映出在文学取向与伦理趋向,正统观念与“自由”价值之间的张力。
王端淑编选的《名媛诗纬》,收录从元明鼎革到自己所处时代,三百余年逾千名才媛诗作。不同于前两本选集的私人性,《名媛诗纬》是部公共之作,文集除王端淑自序外,还有四篇他人之作,其中一篇来自名士大儒钱谦益。
每一条目下皆有四个部分:姓名、生平、编者按、选诗,生平介绍突出重要事迹,尤其是孀居守贞,再有“端淑曰”作简略评论,突出编者权威。王端淑希望引导、塑造读者对诗人与作品的情感与理解。
被季娴嫌弃的《长恨歌》被王端淑收录,她以“孔子删《诗》而不废郑卫之音”来为自己的包罗万象辩白。但她的首要考量维度仍是道德,认为女子人品诗品互为佐证,必要先扬节烈才爱惜才华。
她还有浓重的遗民意识,赞美为崇祯殉身的陈元淑,盛赞崇祯以身殉国,比人臣殉君更为甚,讥讽“举朝皆妇人”。王端淑没有像沈彩那样对女性创作的自觉与本体意识,常批评“雌柔”之风、脂粉之气;但也常拿才媛诗作的清薄自然来嘲讽丈夫的诗作,反对一味拟古。
比《名媛诗纬》更具规模的,是沈善宝编纂的《名媛诗话》,收录了自清初至她所处时代600多位女性的诗文。与前述女编选者类似,沈善宝以保留女性创作为要务,评注多为赞誉,简略乃至俗套,不足为观,其价值主要在于构建了一个女性现实与想象的共同体。
《名媛诗话》前五卷录入历史人物,后面录入同时代才女。沈善宝不是以时间或地域,而是以不同特征来将她们分门别类。比如将两位有力批判社会的才女合而论之;以“清词络绎”将13位才媛的16首诗编为一组;以主题归类,如咏柳、颍悟、悼亡等。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明清易代之际自杀殉节的一组难女,以及一组坚决不婚要养育双亲的孝女。还有底层、边缘、边疆女性组等。
她还介绍闺秀合刊,如《织云楼合刻》《吴中十子诗钞》《随园女弟子诗选》。文本由是出现群姝并簇之势。选本首次提到“闺塾师”与卖诗文字画的女子,在女子仰仗丈夫生活秩序森严的古代,这些早期职业女性作为小众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沈善宝会点评女作者的道德与个性,妇德、才情缺一不可。在选集后半部,不少才媛与沈善宝多少有过交集,于是叙述方式从传记演变为有自传性质的日记风格。
在介绍才媛时,沈善宝会标明她们的姓、表字、闺名、籍贯,直系男性亲属的姓名官衔(通常是其父、夫、子)。才女多跟女性至亲读书学习,不同身世、背景的女性创作者之间有很多诗歌唱和、社交活动以及书信往来,谈论诗艺、互相支撑。对才女之间通过创作建立起关系网的记述,多少削弱了男权制度的父、夫秩序。
《春闺倦读图》(清 冷枚)。
沈善宝记录龚自珍的妹妹龚自璋的来信,信中讲述分别八年中爱女吞金殉夫、父兄相继殉葬的家庭重创,还有对自己《寄怀》的和韵诗四章。她在顾太清最艰难的岁月里与她结识,友谊持续终生,将她记为奕绘的继室,反对对她的污名化。她将张褶英视为肺腑之交,说她虽弱不胜衣,议论古今事却有烈士之风。两人共填的《念奴娇》虽然上阙婉约下阕豪放,风格大相径庭,但忧虑大清国运的情感却是一致的。
这些闺秀在自己和他人的故事中出现,交织成网,勾勒出晚清女性的社交、创作生活和互相扶持的深厚情谊。沈善宝以女性之间的关联建构这部选集,塑造才媛群像,借由诗歌这一场域,令女性突破血缘与社会限制,构建了一个现实与想象中的女性共同体,也表达出强烈的自我认同归属感。
可疑的能动性
方秀洁认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现代性进程之前,女性确认存在的自觉意识已经萌发,并诉诸写作予以体认。她们希望通过立言以达到不朽,竭力留存女性创作,排斥男性霸权,进而渴望拥有话语权获得权威地位。
尽管没有导向性别平等的方向,但鉴于女性受教育机会与获取文献资源的不易,家务劳动的繁杂,写作面临的文化禁锢,仅仅写出所思所感就可能引爆家庭冲突与公众非议,这些女性写作也足具自觉自主意识与能动性,即哪怕处于受束缚的意识形态与社会层级中,也有勇气去协商改造,改变自我与他人。
《仕女簪花图》(清 金廷标 )。
然而这种能动性中或许存在陷阱。李因的英雄气,导向的是为君父效力而非离心。甘立媃对琴瑟和鸣的描写未必不是对男权文化理想范型的模仿,与她对妇德的遵循一起加固了这一秩序,而这些诗远没有她写给母亲的诗歌深挚动人。沈彩等妾妇对夫君的渴求,未尝不是因为妾室居于更低下地位,尤其需要感情依恃。
鉴于到了互联网时代,众多女性可以匿名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女权浪潮的再次冲击时,女性生养的代价才被大众知晓,婚姻中的各种隐痛与黑暗才被了解,众多女性才会去重新审视原本以为幸福的婚姻——而这些在过去岁月里,即使母女之间也未必能坦诚交流,作者对一些女诗人关于琴瑟合鸣鹣鲽情深的书写,似乎缺乏辨析。更别提丈夫们对于正妻妒忌妾室的听之任之,对于自己死后爱妾生计的疏于安排,任凭她们流落无依,哪怕很多妾妇都宁做才子妾不为商贾妻,更重意气相投而非身份利益。
书中对沈彩以情色突破妇德禁锢的“自我赋权”也有高估。妾室的功用之一,即是以美色供男主人赏玩,本来就不会被课以和正妻一样的道德要求,这种逾矩在秩序允许范围之内,且对男性没有损失只有益处。在男性凝视一统天下的文化氛围里,沈彩哪些是被塑造的需求,哪些是天然本体的需求很难分辨。
这与正妻的守贞自持,其实是遵循男权要求的一体两面。她对三寸金莲的描写,嘲讽也是自揭其丑败男人兴致,而非对自己天足的怜悯,绕开了双足何以被戕害这一最核心问题。因此,《卿本著者》一书中所介绍的才媛,她们的主观能动性都未能摆脱男权范畴,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起了加固作用。
而真正令人动容的,是在逼仄环境中希望以写作获得永生的意志,在艰难困苦中超拔的勇气,有别于男性话语挑拨的妾妻间的温情,以及女性知己间的守望相助。这些人性特质,在任何意识形态中都会闪耀光辉,为她们平凡的人生赋予意义,也会给后来的女性以慰藉与鼓励。
作者/张晓琦
编辑/荷花
校对/卢茜
责任编辑:
网址:明清才女间的深情厚谊,封建秩序中的人性与生机 https://www.alqsh.com/news/view/22648
相关内容
明清才女间的深情厚谊,封建秩序中的人性与生机阿音与古晋间的主仆羁绊消散,两颗心袒露无遗,领悟了对方的深情厚谊
当喜剧巨擘沈腾与才女马丽…
唯心主义理学先驱韩愈的客观唯心主义都提出了什么观点?
尽管宝强仅有初中学历,他的口才丝毫不逊于北大才女
沈之衡深情厚谊,厉英良终释执念,在生死存亡之际回想起沈爷的鼎力相助…
苗怀明:恻恻芬芳绕侠气 惊才绝艳谁能媲——记晚清才女刘清韵
自古苏州吴江多才女,谁言巾帼不“匠人”
全能才女—王心凌,无一不通,果真是网络时代的潮流引领者呀
人性是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的广义理性基础——对理性假设的反思与扩展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