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典学术史的新写法：以吴涛著《春秋繁露学术史》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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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元典学术史的新写法：以吴涛著《春秋繁露学术史》为例

元典学术史的新写法：以吴涛著《春秋繁露学术史》为例

中华文化拥有丰富多彩的古代典籍文献，自春秋战国至秦汉之际的600余年历史中，思想文化领域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空前活跃局面。诸子百家给我们后人留下了足以彪炳千秋的文化典籍，他们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六经”和先秦诸子文献，历经两千余年的历史沧桑，这些典籍成为中国文化的源泉，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融进了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的血脉之中，被吸收、消化、融会贯通，成为塑造中国文化精神样貌的重要元素。

这些文化元典自完成之日起，大体确立了后世中国文化的基本走向。发展到了今天，经历了生成、发展、传承、演进等环节，而此过程与中国历史的演进同步进行、相辅相成。尤其是面临社会动荡、重大鼎改局面时，同时代的学者们往往会结合其所处社会环境，试图在元典中找寻符合社会需要的解释，从而为社会进步、时代发展提供精神原动力和合理依据。

这种周而复始的对元典进行不断解读与阐释的过程，为后世了解元典的发展历程提供了鲜活生动的材料，也同时建构起中国文化精神的成长史、发展史。

由山东城市出版传媒集团·济南出版社策划出版的“中华元典学术史”丛书，是研究中国元典文化在学术发展史上的最新成果。笔者在此仅以吴涛教授所著《学术史》（济南出版社，2023年7月第1版）为例，做一简单的介绍。

《学术史》共五章，30.5万字。第一章介绍董仲舒的生平以及《春秋繁露》的流传以及版本之间的流变过程；对于《春秋繁露》的内容，主要介绍其阴阳五行思想和政治思想；再用三个章节的篇幅花费大量笔墨分三个阶段：清代以前、清代以及现当代学者对该书研究的时代背景、学术成果、主要观点等加以论述，从而梳理出历代学者对《春秋繁露》的学术研究的清晰脉络。

立意高远。作者写作本书介绍董仲舒与《春秋繁露》时，不囿于董仲舒个人的生活经历及其从政经历，而是将作者与作品的生成放在当时宏阔的时代背景下进行分析，认为董仲舒作为对当时及后世影响深远的一代大儒，其出现绝非偶然，其思想体系之形成既得益于儒学自身的发展，也与两汉大一统王朝现实政治的塑造密不可分，两者缺一不可。

注重考据。“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作者遵从学术规律，在研究元典的学术发展史时，对作品生成的过程了然于胸外，还对其在流传过程中的版本流变历史，有着清晰的爬梳，使其研究学术史不至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据吴涛考证，《春秋繁露》是后人整理的董仲舒的部分作品集，其流传于各代的各种版本，主要者计有：南宋楼钥校笺本、《永乐大典》本、武英殿本、陆文弨校本、凌注本、苏舆注本等。

以清代末年影响最大的版本“苏舆注本”《春秋繁露义证》为例，作者介绍该本共有宣统元年（1909）、二年（1910）两种刻本，现在通行的是钟哲点校的本子。该校本被中华书局收入“新编诸子集成”丛书第一辑并于1992年出版。

对当代版本，作者介绍了钟肇鹏主编的《春秋繁露校释》，曾振宇、傅永聚注《春秋繁露新注》，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的《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译丛书•春秋繁露》以及朱永嘉、王知常译注的《新译春秋繁露》等多种版本。

论述详细。作者对《春秋繁露》一书的主要内容有着较深的了解和详细的论述。全书用三个章节对《春秋繁露》的《春秋》学、阴阳五行思想以及政治思想条分缕析，娓娓道来。

以“政治思想”为例。作者认为，无论是董仲舒的《公羊》学说，还是阴阳五行思想，最终都落实于其政治思想之中。分析董仲舒思想学说的最大特点是对现实的关怀，其核心是政治思想，其人生理想是希望其政治思想得以在西汉王朝的现实政治中付诸实施。

同时，作者对董仲舒的王道思想、仁政思想（民本思想、德教、礼治、富民主张）、纲常思想、尚贤思想、考课思想、伦理思想（义利观、仁义观）以及董仲舒的理想国等也有清晰论述。

通过分析与论述，作者认为，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系统阐释了《公羊》学说，构建了天人合一的理论体系，并服务于其政治思想，而其政治思想的主要内核是“仁政”与“德治”。

结构谨严。作者对《春秋繁露》学术发展史的研究层次分明、结构谨严，将研究的脉络整体划分为清代以前的研究、清代学者的研究、现当代学者的研究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差不多占据全书一半的篇幅，是本书着墨较多的部分，也是最见文献综合分析功力的部分。

作者认为，董仲舒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决定了历代研究其人其书代不乏人的历史实事，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又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具体而言，清代以前的学者对董仲舒及其《春秋繁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作品中一些具体内容的阐发、引申上，整体缺乏系统性。

有清一代，董仲舒及其《春秋繁露》受到了空前的重视，只是清代前期与后期呈现出不同的局面。明清鼎改之际，尤其是明朝覆灭之后，人们对明人的“空疏不学”进行反思，以顾炎武为代表的学者开始提倡实学，在此背景下，与《春秋繁露》的清代《春秋》学得以兴起。

作者随后将清代对《春秋繁露》的研究分为“汉学兴盛时期”“宋学家眼中的董仲舒及其《春秋繁露》”“《春秋繁露》的专门研究”等等。

在“今文经学兴起后的《春秋繁露》研究”一节中，作者重点介绍了常州学派、龚自珍、魏源、王闿运、廖平、皮锡瑞、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清代大儒对董仲舒及《春秋繁露》的研究成果，可谓广搜远绍、巨细靡遗。作者在对这些巨擘研究的成果进行分析的过程中，以点带面，勾勒出清代学术的发展脉络，构建了有清一代对于元典学术史的完美图景。

有始有终。作者一直将研究的触角延伸至当下，并作出实事求是的判断。在最后一章中，作者将现当代学者对《春秋繁露》研究状况以简要梳理，总体认为，“现代学者对《春秋繁露》的研究更多的是将它纳入现代学术体系之中，用现代学术方法对其进行全面阐释；当代学者对《春秋繁露》的研究真是不断探索《春秋繁露》‘再阐释’的新视角，同时其文本研究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作者在对胡适、冯友兰、萧公权等人对董仲舒以及《春秋繁露》的研究进行分析之后，认为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传统学术宣告终结，传统学者与现代学者之最大区别在于传统学者无论其属于何种学派，均是儒学的信仰者，都是为了维护圣教，探究圣人之心；而现代学者，无论其文化立场是保守还是激进，都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儒生。具体到《春秋繁露》的研究上说，现代学者把其作为客观的研究对象，探究其在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的意义，并从中撷取精华部分为现实生活服务，完全摈弃了前代学者阐释圣人之心的旨趣。

改革开放以来的《春秋繁露》研究呈繁荣昌盛态势。作者以任继愈、周桂钿两位学者为研究个案，指出他们的研究具有突破性，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到导夫先路的作用。进入九十年代，越来越多的学者突破了哲学研究的藩篱，逐渐使思想史的研究成为两汉学术研究的主流，同时马勇等人开始从经学史的高度来对《春秋繁露》进行研究。

总之，吴涛将《春秋繁露》学术史的研究纳入到整个整个文化史、思想史的范畴之中，将对传统元典及其学术发展史的研究赋予明确的当代价值：“要想了解中国文化的全貌，显然应该把轴心时代以来两千多年的文化历程作为一个整体，而《春秋繁露》就是这一文化历程不可或缺的一环。”同时，作者把元典作为当代文化建设进程中重要的文化资源，并将其看做是我们建立文化自信、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助力的重要来源。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马达，系文心出版社总编辑、编审 整理：柴如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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