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继宏：《追风筝的人》和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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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李继宏：《追风筝的人》和我的故事

那天世纪文景的编辑发来微信：“李老师，胡赛尼为《风筝》出版二十周年写了一篇新的序言，我们想请您来翻译，用在这次的新版上。先发您看看。”

《风筝》就是《追风筝的人》。胡赛尼在序言里回忆了《追风筝的人》创作和出版的过程，出版后从默默无闻到名噪一时的反响，以及其人生因之发生的变化。他原本只是一名普通的全科医生，由于写出这部动人心弦的畅销书，变成一位备受尊敬的作家，设立了自己的基金会，甚至担任过联合国难民署的亲善大使。他写道：“这么多年过去，我十分感激《追风筝的人》改变了我的人生。它容许我追求毕生热爱的事，能够以写作为业。”

作为译者，我深有同感，因为《追风筝的人》也改变了我的人生。

签下这本书的翻译合同，是在2005年底。当时大学毕业已满两年，刚离开《东方早报》，去了上海译文出版社负责一个新建的部门，却仍做着学术青年的残梦，不知道应该好好工作，还是去美国留学，始终处在怅惘迷茫的状态里，但从未想过以文学翻译为生，尽管第一部译作《维纳斯的诞生》那年春天已经出版。实际上，直到译完《追风筝的人》，也没有这个念头，毕竟谁都料不到它会畅销到近乎离谱的程度。

翌年春某日，我陪译文社长叶路到浦东南路的世博局，找副局长黄耀成商讨策划一本英文版世博图书的事宜。去程车上聊起即将出版的《追风筝的人》，我说这本小说特别好看，可能变成畅销书。叶路问我觉得能卖多少本，我说也许十万；他带着那种原谅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的微笑，说能卖到五万已经非常了不起。

我听了有点赧然，内心是信服的；当时出版市场的情况支持这个推论。2006年之前，新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翻译成中文后真正大卖的只有一本：《达芬奇密码》，各大畅销书排行榜的常客基本上全是国内原创作品。

出乎意料的是，《追风筝的人》改变了这一切。2018年，《出版人》杂志整理了开卷数据（国内最权威的图书零售市场监测机构）过去十年发布的、总共522周的排行榜，《追风筝的人》上榜477次高居第一，遥遥领先排名第二、上榜420次的《围城》，第三名《狼图腾》则上榜352次。我手头有一本《追风筝的人》样书，版权页显示是2023年9月第146次印刷。它非常有可能是21世纪以来中国销量最大的小说。

《追风筝的人》如此畅销，给我带来的第一个影响是，国内几乎所有出版外国文学作品的机构，都曾询问我是否愿意替它们翻译图书。我精力和时间有限，只能辜负绝大多数的美意，却从此再也不愁没有书可译。

但光有稿源并不足以促使我走上文学翻译道路。国内译者的稿酬极低，早年的我也不例外。《追风筝的人》最初的合同约定的标准是每千字80元，总的税后稿酬不足15000元。收入如此之低，导致我有几年总是处于捉襟见肘的窘境。真正支撑我坚持做这件事的，是数以千计的读者来信。他们讲述读后的感想，分享他们自己的故事，甚至慷慨地赞美我的译笔，极大地满足我的虚荣心之余，让我产生了自己的劳动有一定社会价值的想像。

到了2011年，我已经在大陆和台湾出版了十六部译著。除了《追风筝的人》，《与神对话》和《穷查理宝典》也卖得很好。那年春天，我认识了路金波和瞿洪斌，跟他们只聊两次便签署了“李继宏世界名著新译”的出版合同，在国内首开译作按版税而非字数计酬的先河。他们愿意给出这种前所未闻的优厚条件，主要和《追风筝的人》有关。据说他们那年去日本，带了一本《追风筝的人》，都被吸引了，以至于白天公干，晚上窝在酒店轮流看书，白白错过了东京繁华的夜生活。

“李继宏世界名著新译”丛书自2013年陆续由果麦文化出版，版税不多，但比起原来微薄的稿酬，终究不可同日而语；我因而能够从容地、更加专注地翻译自己选择的作品。为了给读者提供更优质的译文，我会考察作者生活过的地方，去英美高校从事相关研究。我曾在加州大学尔湾分校英文系访问两年，完成了《喧哗与骚动》的译本。翻译《在路上》前后，我几乎走遍了凯鲁亚克在书中提到的所有城市。如果不是有果麦文化支付的版税，这些事情我是绝对不可能完成的。

其实相对于其他语言的译者来说，中文译者非常幸运。一本译著的销量如此巨大，甚至远远超过原著的销量，至少在英美是无法想象的。已故的余国藩老师是《西游记》英译者，我问过他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其译本共四卷，在漫长的30年里，只卖了不到一万册，以至于2012年余老师曾不无懊恼地对我说，中国文学在英美的影响几乎等于零。

其他译者的情况也差不多。2016年秋天，我和瞿洪斌到纽约拜访企鹅兰登书屋，抽空找了美国笔会翻译协会主席艾莉森·马尔金·鲍威尔聊天。她听说《追风筝的人》在中国的销量之后简直不敢相信。从我们的交流判断，艾莉森水平极高；她翻译过太宰治、川上弘美和西加奈子等人的作品，然而这些译著却只能卖掉寥寥数百册。

中文译者也比英文译者得到更多的社会认可。好友徐穆实（Bruce Humes）翻译过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英译本封面上竟然没有他的名字。美国笔会翻译协会有一份供文学译者参考的出版合同，我见过合同草稿，里面原本有一条写明“译者姓名字号不得小于作者姓名字号四分之三”，当初看到真是又好笑又心酸。国内译者固然也没什么地位，但封面署名至少还是有保证的，甚至于在拙译《匠人》封面上，贱名的字号不知何故比作者理查德·桑内特的还要大。

从容做自己热爱的事，还能过上体面的生活，得到一些也许本不该有的尊重，过去十几年来，我常常庆幸自己拥有这样的福气。可以说，和卡勒德·胡赛尼一样，我的人生也被《追风筝的人》改变了。

同样被《追风筝的人》改变的，可能还有国内的出版市场和阅读潮流。2006年之前和之后的畅销小说排行榜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后来榜上的外国作品变多了。如果说这个阿富汗故事的流行，引领了当代外国小说在国内的出版风尚，那么2013年出版的“李继宏世界名著新译“丛书，则带动了外国名著的重译热潮。以前外国名著的销量稳定，但不多，国内只有少数几家国有出版社在做。我和果麦文化合作的丛书十分畅销，尤其是《小王子》，迄今已卖出500余万册，打破了固有的想象空间，因而跟风者甚众。

2022年当当网小说畅销榜前100名有53本是外国作品，而这53本里面又有31本是公版名著。根据新闻出版署发布的数据，2006年前十年，中国每年引进的图书版权恒定在1万种左右，2013年后暴增至约1.6万种。阅读潮流和出版市场这些变化，背后的因素当然很多，但《追风筝的人》在中国的出版和畅销或许是起到一定作用的。早些年《环球时报》英文版向海外受众介绍我的故事，说我“虽然是一个年轻翻译家”，“但已经对现代翻译行业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么说当然太夸张了，但如果从上述的角度看，难讲没有那么一丁点道理。

《追风筝的人》在中国的读者数以千万计，得到的当然不是一边倒的好评。它最受诟病的一点，是胡赛尼有意无意渲染了美国至上的好莱坞式价值观。阿富汗的动乱、破败、落后和野蛮，与美国的安稳、繁荣、先进和文明，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种批评不无道理。我曾经甚至怀疑，这部小说最初在中国的畅销，是不是因为迎合了某种社会情绪。

毕竟在2006年，中国GDP只有约2.75万亿美元，排在美、日、德之后，位居世界第四，不到第一名美国的20%。当年谁不向往美国呢？不过近些年铺天盖地的流浪汉视频、枪击案新闻也让美国梦的样子模糊不清。当然，唯一不变的是，《追风筝的人》依然十分畅销。

匠气太重是《追风筝的人》另一个值得商榷的地方。如果把它和胡赛尼其他两部小说一起看，这一点尤其明显。胡赛尼的写作天赋毋庸置疑，但他终归写得太少，有些地方会流露出他不经意间的刻意。我的老领导和好朋友邱兵在看完胡赛尼第二部作品《灿烂千阳》后，曾经吐槽过女主角玛丽雅姆和《追风筝的人》中的阿米尔一样，也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得到一笔从天而降的横财。

尽管如此，《追风筝的人》依然不失为一部杰作，我相信它在出版20年后的今天，还能得到更多读者的喜爱。这么说，不仅因为情节曲折动人心弦、写景状物极富画面感、心理活动细腻又真实，不仅因为哈桑近乎圣人的纯洁和悲惨、阿米尔知耻而后勇的转变，也因为胡赛尼成功地让每一个曾经做错事又悔恨难消的人相信，那里有一条再次成为好人的路；不管生活多么糟糕，始终存在一种变好的希望。

希望，多么美好的词汇。希望，是我们每个人今天依然需要——如果不是更加需要的话——的东西。

李继宏

著有《经典十讲》；

译有《与神对话》《追风筝的人》

《穷查理宝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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