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部曲》：回环往复的命运咏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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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耕耘

约恩·福瑟

《三部曲》 约恩·福瑟 著 李澍波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在我看来，自己能获奖既是因为剧作，也是因为小说。在只写剧本的很多年后，我突然觉得好像够了，是的，有些过多了。我决定不再写剧本……我决定回到写作开始的地方，写散文体、写戏剧之外的体裁。”202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恩·福瑟在演讲中如此说道。

《三部曲》是他转向小说创作的重要果实，包含《无眠》《乌拉夫的梦》《疲倦》三部分，写作长达七年之久。此作以戏剧性的生活绝境为人性剖析提供了实验性研究。我将其描述为，置于荒原的生存危机。

小说人物的共性乃是缺乏身份、话语与社会角色。福瑟的书写带有鲜明的存在主义气息：生而被抛，面对他者世界，感到异己且恶心。甚至，整个故事都有意虚化了具体时代的社会标记。仿佛可以移置在任何世纪的北欧，即使放在传说故事里也并不违和。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穷学生、被欺辱者，这类“边缘人”挣扎于生命的原始冲动中。其社会属性混沌不明，唯有通过危机（或罪行）才能揭示出人格特征。

阿斯勒和阿莉达，这对没有立锥之地的恋人，被迫出走他乡，来到比约格文。阿斯勒父母先后亡故，临时住所（船库）也被收回。农家女阿莉达被母亲嫌弃，无法在家中寄居。她偷了母亲的钱，告别家庭。我们为小说冷漠鄙陋的世界而震颤：无人同情，全然拒绝，没有住处，待产的阿莉达在湿冷雨夜蜷缩街头。有产者可以随意支配无产者的命运，并施加道德审判。小说高明处，是以情节实现主题隐喻。阿斯勒偷了船，才能“驶向生活”；卖了父亲的提琴（小提琴手的梦想），才换来婚姻的凭证（手镯）；只有自己身死，才能成全阿莉达的后半生。爸爸西格瓦尔的话，预言了儿子命运——总是在离开。离开爱的人，离开你自己，“永远不能完整地属于自己”，“总是努力让别人完整”。

某种角度看，《无眠》具有安徒生式的幻灭，以及对于幸福的谵妄。沿街寻租，一次次被拒，像卖火柴的女孩划掉一根根火柴，全靠幻觉安慰。记忆里浮现亡父的小提琴和歌声，给这悲惨境地送上“协奏”。我很在意作家对悲剧何以发生的叩问。甚至，这种爱情是否也属于被迫的自欺？“现在阿莉达是世界留给他的唯一东西。这是他唯一的念头”“现在阿莉达怀了孩子，她和阿斯勒又没有结婚”。前者一无所有，后者别无选择，绝境使他们结合。作家先行预设了“被逐”与审判的语境：未婚而孕，偷食禁果，被逐乐园，对应无人接纳的惩罚。阿莉达的身孕，就像霍桑的A字，施加了荡妇羞辱。贫民所面临的残酷，是穷与罪的双重重压，如何负罪而活是小说探讨的核心。

福瑟很可能借鉴了三种故事模式：《罪与罚》里穷学生杀了老婆子；《悲惨世界》里冉阿让负罪逃亡，用新身份重塑自己；《无名的裘德》中夫妇与孩子走向了自毁。《三部曲》恰恰是三者的结合，阿斯勒既摧毁了他者（妨碍生存的人），也改换名字（变成乌拉夫），最终被一个老人告发而被绞死。这个老人就像雨果笔下的沙威，在珠宝店、酒吧和住所纠缠不放，如同抽象的审判，无处不在。至于如何指认罪行，则是小说的虚空。

我们只是从第二部《乌拉夫的梦》的逻辑线索，推断阿斯勒背负的命案：拒绝他们的房东老女人失踪，故乡的船库所有者被杀。从主人公生存权被剥夺的角度看，正是不公的环境才催生了罪行。正义的含混，常常是文学伦理潜藏的力量。“小提琴手的命运就是如此，一种宿命，那没有财产的人必须靠着上帝赐予他的礼物勉力维持着，就是这样，这就是生活。”福瑟早已让阿斯勒的灵魂飞翔。那个自诩正义伸张的老头，只不过是贪婪卑劣者，反而遭到鄙视。小说中这种情感价值的倾倒，始终先于现实的价值判断。

《三部曲》是福瑟自戏剧转向小说的重要实践，作家自谓“慢散文”的风格。如何理解这种慢？它是对生活性的重现——关于生存的慢性体验。生活如同衰老，是缓慢的退行性改变，作家用语言的蔓延缠绕，模拟这种感受。语言常常在意识中出神，在时间里陷落。叙述变得绵延、附着而粘连。与那些意识流作家一样，福瑟有意省略标点，一逗到底，甚至不见句号。“这也不是我的发明。我就是这样写小说的，在一个持续的流动过程中，一个不需要句号的乐章里。”他暗示叙述永无间歇，漫长的压抑无从切割。与留白相反，作家在努力填充文本叙述的空隙，扩张弥漫带来文学空间的高密度。

小说中不同的人物境遇，甚至感官和意识都出现了诸多“偶合”。我并不认同诸多评论所言，福瑟采用了“重复的手法”。因为，重复就是主题本身，是无声表达的整体。它构成命运不可抗力的显示，家族不同代际之间的传导。重复通向轮回，生命之轮在几代人身上轮动。西西弗斯式无法跳脱，后代重蹈前代人的生活幻觉，同时形成叙事回环往复。任何叙事的变奏，只有在常量（主题再现）凸显时才有意义。

《疲倦》中，阿莉达的女儿爱丽丝遇见母亲亡灵，追忆超越时空限制。阿莉达在码头捡到阿斯勒买给她的手镯，之后嫁给渔夫奥斯莱克，重回杜尔基亚，而她对阿斯勒的爱延续一生。儿子西格瓦尔所拉的琴，正是继父奥斯莱克买到的阿斯勒的琴。爱丽丝只记得同母异父哥哥的琴声，哥哥在她很小时一去不返。我们有理由将这些情境再拟，视为戏剧典型环境的反复塑造。即使远离戏剧创作的福瑟，也始终依赖戏剧思维。他将无数巧合重组因果，把道具作用发挥到极致，把不同时空压缩成“共时在场”。

从结构特征看，重复本身隐喻了几代人的命运关系。我概括为人物的和声、感应与叠合。阿斯勒的琴声与阿莉达父亲的歌声，产生呼应联想。二人都在音乐里追忆亡父，他们相爱几乎复制阿斯勒父母的相遇，“爸爸西格瓦尔遇到西利亚妈妈的那个晚上也是在那儿演奏”；生下的孩子也与阿斯勒父亲的名字相同。命运对位，体验重合，极大增强了叙事力度。幻觉、梦境、记忆与潜意识，一起参与同构，也不应简单归于神秘主义。在我看来，作家意欲达成一种“情感结构”的跨时空贯通。他暗示人物的精神性从未随代际消逝，相反，它会以后代的生存为照见印证。从而，《三部曲》就形成了一唱三和，代代回声的命运咏叹，是对生命存在、爱欲信念的深沉探寻。（作者为书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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