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9.1，这本书太会“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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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参政论者》

“当我说到‘bitch’这个单词时，你会想到什么？”

在《语言恶女》这本书中，作家、语言学家阿曼达·蒙特尔以此提问作为开篇，直接点明本书所要揭露的真相——我们日常使用的语言中，存在很多性别偏见。

无论是字面翻译的“贱人、婊子、母狗”，还是更具像化的反派角色或讨嫌之人，关于“bitch”的提问，我们能想到的答案都有一个共通点：它所指向的，一定是雌性。

但事实是，在现代英语出现之前，“bitch”只是“genitalia”（生殖器统称）的代称。经过漫长的文化演变，“bitch”才逐渐被性化，直至现在用来指代“专横、邪恶、不赏心悦目的女士”。

我们是如何定义语言的？为什么骂人的脏话常与女性相关？女性谈话为何常被说成是“无趣的闲聊”？在《语言恶女》中，阿曼达列举了日常用语中的种种厌女现象，戳破语言的诡计，并给出语言“收复再定义”的具体策略。

“语言，是现代性别平等运动的下一个前沿阵地。”

01.

与“女”相关，多为贬义？

语言学家萨丕尔和其学生沃尔夫曾提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这一假说指出，语言由人类塑造，而其中包含的文化观念，也会影响我们理解客观世界的思维方式，因此真实世界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群体的语言习惯之上。

从客观中性的“生殖器”到贬义的“婊子”，“bitch”的词义转变恰恰说明了，语言并非天生厌女。厌女情绪是在意义再生产过程中，以一种极为隐蔽的方式被逐渐加强的。而语言由此产生的全新含义，又会再次固化我们内心的性别偏见。

在书中，阿曼达引用了语言学家缪丽尔·舒尔茨的研究结论，指出语义演变存在两种路径：词义转贬（即中性词/褒义词变为贬义词）和与之相反的词义转褒。

“bitch”的语义演变即为词义转贬，与其相似的还有“hysteria”（歇斯底里），词源古希腊单词“womb”（子宫），到19世纪才演变为形容女性疯狂、情绪化、不理智；“pussy”一词原意为猫咪，后演变为女性的生殖器官，如今也成了软弱、无能、懦夫的代名词。

在中文语境中也存在词义转贬现象。“鸡”和“绿茶”，原与人类毫不相干，现常被用来辱骂性工作者和会使用感情技巧的女性；“雷”、“飞机场”、“奶牛”，被用来指代女性胸部；小仙女、媛、妩媚等原意指美好女性的褒义词汇也被转贬，用以讽刺、贬低女性利用身体资本换取社会资本。

而另外一些看似褒赞女性的词汇，也大多基于性的凝视。例如“peach”（水蜜桃）常用来形容身材丰满的女性；“sweetie”（甜点）常被用来形容甜美、易于控制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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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词汇甚至无需词义演变，从被发明之初就带有浓重的性别偏见。

“小三”特指女性第三者，男性第三者则被称为“男小三”；“长舌妇”形容缺乏边界感、多嘴多舌的女性；“妈妈臀”形容女性臀部下垂、凹陷；“捞女”用来贬低在感情中依赖男性物质支持的女性；“骚B”“NMSL”等脏话，也都是借由羞辱女性来达到泄愤目的。

可事实上，爱扯闲话的男性并不在少数，无论何种性别都可能存在臀部凹陷问题，依赖女性物质支持的男性也很常见。但我们的语言却选择强调“女”、“妇”、“妈妈”的性别身份，而不会制造与之相对的男性专属词汇。

对此现象，阿曼达还给出了数据佐证——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曾做过一项性别羞辱词汇调研，结果显示，有关女性的俚语中有90%是贬义，而有关男性的只有46%是贬义。“也就是说，在日常词汇中，羞辱女性的词汇比羞辱男性的词汇多。”

女性气质相关的语言常被视为贬义，可与之相反，男性气质却常被视为一种赞美。比如中文中有“英雄”，却没有“英雌”；夸赞一个女性潇洒帅气时，第一反应是使用“老公姐”、“男友力爆棚”等词语。但当我们想要贬低一位男性的软弱无能时，却常说他“像个娘儿们”。

这也正是阿曼达在《语言恶女》中着重阐述的观点：“如果你想羞辱一个女性，就骂她是妓女；如果你想羞辱一个男性，就骂他是个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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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词性的转变之外，阿曼达还指出了语言中更为隐蔽的性别偏见——我们日常使用的人称代词，常常将男性默认为普适的全人类。

在英语中，“man”（男人）与“person”（人）是同义替换词，而“man”作为后缀也常被用在“businessman”（商人）等词语中，指代这一行业内的所有性别人群。同理，“guys”可以指代所有人，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guy”只被用在男性身上。

中文同样如此，“他”和“他们”，可以指代男性，也可以泛指性别不明确的个体和人群。但是“她”或“她们”，只代表女性。

语言学家拉尔·齐曼说：“我们文化中最大的误区之一，就是认为语言的作用远不如其他更具体的自由实现形式和压迫手段那么大，人们需要明白，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手段。”

在小学阶段习得人称代词的使用方式后，很少有人懂得追问，为什么“他”有资格泛指人类？这种不在意、不追问，恰恰是语言的性别歧视所造成的结果。

职场、家庭、生活……女性的生存空间早已被从各个维度压榨，而父权制语言则以更隐秘和日常的方式，进一步扩张领地，挤压女性在场的可能性。

《芭比》

02.

“女性拥有隐秘而强大的语言特质武器库”

抛开男性，女性群体内部又会讲些什么话？女性的讲话有什么意义吗？关于这一问题，阿曼达以丹麦语言学家奥托·叶斯柏森的《语言论》为例，指出语言学家们对女性讲话的种种污名。

这本书详尽描述了人类语言的起源与发展，被视为英语语法权威。但在题为“女性”的一章，作者仅仅是糅合了社会传闻、谚语、戏剧作品中的女性语言现象，便断定女人的说话方式比男人更低劣。“女人在讲话前没想清楚要说什么，女人的词汇量远不及男人，伟大的演说家和艺术家都是男人。”

这些毫无数据印证的论断一票否决了女性讲话的必要性、质量及意义。对此，阿曼达梳理了语言学家珍妮弗·科茨、记者安·弗里德曼等人的研究，总结出男女在谈话模式上的根本差异，为女性发言正名。

科茨的研究表明，在男性气质的教化之下，男性间谈话往往更具个人性和竞争性，具体表现为一种“交替式独白”。在一场对话中，男性会默认发言之人是主导方，需要待其充分表达自我之后，才轮到另一方作出回应，因此在对话期间，他们很少插话或抢话。

“大多数男人会选择轮换模式，同时说话被认为是反常的、企图抢夺主导权的违规行为。”这种垂直结构的谈话模式，实际上是男性对父权社会阶级观念的复刻。

《歇斯底里》

而女性间的对话氛围恰恰与之相反，“在友好的交谈中，女性会避免把自己当作了解一切的专家。”

在一场谈话中，女性并不会将自己视为主导者，她们愿意倾听并支持彼此，并在这种温和的连接中推进合作、增强团结——科茨将这种扁平化的对话模式形容为“即兴演奏会”。

这种模式使得女性聊天具备下述特点：她们常使用“just”（只是）、“well”（嗯）、“you know”（你知道）、“I feel like”（我感觉）等口头禅；她们会重复彼此的话语，或出现几个人同时说话的局面。

但这些原本无伤大雅的特点，成为了语言学家们攻击女性语言的主要论点。在学者罗宾·拉科夫看来，使用“I feel like”（我感觉）等模糊限制语是犹豫和缺乏自信的表现，“女性被教化说话犹豫才会被接受，这种说话方式会强化女性天生软弱的刻板印象”。

可大量的研究数据表明，不同性别使用填充短语的频率并没有巨大差异。与展现软弱相反，女性的语言习惯，往往具有非常强大的语言功能。

使用“just”（只是）等模糊短语可以缓和语气，在谈论敏感话题和提出反驳意见时，增添一句“我感觉”、“在我看来”，能够有效降低专家式的说教感，构建一个更包容的对话模式。

模糊短语还能够制造“话口”，为对方留出插话的空间，增进了成员共同讨论的可能性。因此使用模糊短语是女性建构平等谈话、与她者建立连接的表达技巧。

《简爱》

“Where there are women and geese, there wants no noise. ”（哪有鹅和女人，哪不缺喧闹声）。无论是民间的英文谚语，还是语言学家的“专业批判”，女性间的谈话都常被视为仅讨论无聊情感、家长里短、娱乐八卦的“gossip”（闲聊）。

但他们却忽略了，男性也会谈论社会八卦，互相剖析情感困惑。既然没有一种谈话内容是性别专属的，那么对女性谈话做出的审判，就是莫须有的罪名。

“我们的文化对此产生的排斥，实际上与言语特征本身无关，人们排斥的是最先把它们用在现代英语中的女性罢了。”阿曼达犀利地掷出真相——他们对女性讲话的厌恶，本质上还是厌恶女性罢了。

03.

讲点不合适的语言吧！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削弱、消除语言中的厌女呢？阿曼达给出了一些解法，其核心就是讲不合适的语言。“采用某些人认为‘不合适’的说话方式和词汇，是你在语言方面可以做的最女性主义的事情。”

例如，女性可以“迎难而上”，主动认领性别诨名。在语言发明者们制定的既有规则中，“bitch”等词常用于贬义情境，但我们可以尝试在褒义的语境中主动使用它们。

1984年，美国女性主义学者乔·弗里曼曾发表了界定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中的“bitch”的《婊子宣言》，这一词语成为了性别运动的战斗口号。

在褒义语境之下，被主动认领的辱女词汇，逐渐生长出了“大女主”、“独立女性”的正面含义，并成为女性强化自我认同的方式之一。

在中文语境中，“xx媛”曾一度作为污名化的话语模因被不断复制，掀起了一股针对女性的群嘲。

但之后逐渐有更多女性“用魔法打败魔法”，她们自封为骑行媛、健身媛、擦边女，并相互调侃、称赞，最终依靠女性内部力量完成了“词义转贬后再转褒”。在阿曼达看来，这种“语言的收复再定义”过程，是一种团结和解放的信号。

《妇女参政论者》

除了改造原有的词汇之外，阿曼达还鼓励女性创造新词。在她看来，女性具备语言创新的能力。

她举例女性主义者玛丽·戴莉和简·卡普蒂出版的辞典《邪恶词典》，在这本词典中，戴莉和卡普蒂创造了一套灵动古怪、女巫般的新语言。她们将“dictionary”（字典）改编为 “dick-tionary”，意指由混蛋们编造的、被规训与压抑的父权词汇系统。

类似的新词还有“mansplain”（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方式向女性解释某件事，假定她对这个话题一无所知，如今中文语境里简称“爹”或“爹爹不休”）。该词由“man”（男人）和“explain”（解释）两个单词融合而成，起源于作家丽贝卡·索尔尼的文章《爱说教的男人》。

在中文互联网，女性们也正在创造新词语。例如讲脏话时将“他妈的”改为“他爹的”；在表达无奈时使用“老天奶”来替代“老天爷”；夸赞其他女性时使用“姐姐好蒂”，将女性性器官用于褒义语境之中……

如“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所言，语言可以改变人的思维方式。女性可以通过语言改造，建立起一个全新的、不带有性别偏见的语言系统，以此稀释、消除日常文化里无处不在的厌女情绪。

尾声.

“语言一直并将持续被用来反映和强化权力结构和社会规范。”在《语言恶女》这本书中，阿曼达·蒙特尔强调语言所具备的强大功能，并指出改变语言、收复话语权，是女性挑战父权制的重要一步。

而关于具体实操，阿曼达并没有给出绝对正确的解法，她只是客观陈列了语言学家们现有的争论。

比如，有学者认为，我们应当主动使用“bitch”，夺回语言的定义权；也有人认为，要从根源上杜绝使用“bitch”，才能完全摒弃厌女语言。但无论哪一种策略，它们都是女性为抵抗父权制语言而探索的手段。

我们唯一且共同的敌人，只有这场语言游戏的制定者。我们唯一需要的共识，是女性始终拥有不玩游戏或制定新游戏的自由和权利。

语言的收复再定义，道阻且长。“但我希望能在远方见到你，听说那里会有一场盛大的聚会。”

《歇斯底里》

参考资料：

1.《语言恶女》｜阿曼达·蒙特尔

2.《“飞盘媛又怎样”：社交媒体场域中的污名应对特征与机制》｜周敏 赵秀丽 郅慧

3。《新媒体、新修辞与转型中国的性别政治、阶级关系:以“绿茶婊”为例》｜曹晋 徐婧 黄傲寒

撰文：婧文

编辑：林蓝

策划：看理想新媒体部

封面图：《怒呛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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