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王安石、苏轼、司马光为何互相瞧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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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苏东坡）在诗歌、散文和词等文学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艺术成就。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是北宋著名散文家，故合称“三苏”。

苏东坡少年时因为聪慧，常得到师长赞扬，颇为自负地在自己房前贴了一副对联：“识遍天下字，读尽人间书。”后一白发老妪持一深奥古书拜访苏轼，苏轼不识书中的字，老妪借此委婉批评了苏轼，于是苏轼把对联改为“发奋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用以自勉，从此传为佳谈。在父亲的指导下，苏轼从小就熟读经典和前人作品，重点学习李白和杜甫的文章。

公元1056年春天，苏洵带着苏轼兄弟前往东京参加科举考试。这次考试由欧阳修任主考官，欧阳修有意将这次考试作为打击当时狂怪文风“太学体”的机会，而苏轼和苏辙的文风正是欧阳修所提倡的，所以，兄弟两人这次顺利地中举。欧阳修还特意表扬苏氏父子的文章，将苏洵的二十几篇文章上奏朝廷，从此苏洵闻名天下，“三苏”之名开始在士大夫中传扬开来。

公元1061年，苏轼参加了制科考试，以优异成绩入三等。这一科自宋初以来，只有吴育和苏轼两人考上。朝廷授苏轼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这一年，苏东坡才二十六岁。在任上，苏轼提出了不少减轻老百姓负担的措施，老百姓称他为苏贤良。任满后苏轼回到东京，又经过一次考试，苏东坡三十岁时得到一个直史馆的职位。

王安石和苏轼都是少年得志，王安石22岁考中进士，苏轼23岁那年考中进士，两人都被视为朝廷栋梁之才，而且皆以诗文名世。两人真正的交锋是从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的当时，苏氏兄弟服完父丧回到京师，苏轼被任命为直史馆、权开封府推事，而受到神宗信任，担任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的王安石正大力推行变法新政，这样，两个大文豪同朝为官，争端便由此而起了。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临川人。他喜爱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他心怀大志，博学好思，随父宦游各地，目睹了北宋“民劳财匮”的社会状况，在哲学、经济、教育、伦理等方面，提出了新的思想体系——“荆公新学”，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唯物主义立场，给当时的思想界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对后来的中国学术思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同时也为王安石的政治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王安石以“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天变不足畏”的勇气锐意改革是令人佩服的。

但关键的问题是，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大家庭里，以保守为天性的国人、尤其是官僚士大夫面前，改革的动作到底是激进好抑或是渐进好？王安石无论是起用新人，还是施行新法，都体现了大刀阔斧的超常风格。而苏轼呢？他并非不主张变革，他只是希望不要“太急”了，因为“法相应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因此，两个人的政见也就凿枘难合。

公元1079年，一场文字狱的灾难降临到苏轼身上。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苏轼在杭州呆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

元丰二年（1079），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以“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苏轼坐牢103天，几乎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大臣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

苏轼被贬黄州的时候，有著名的《猪肉颂》打油诗：“黄州好猪肉，价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这里的“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这就是著名的东坡肉烹调法了。苏东坡后来任杭州太守深受百姓爱戴。而这“东坡肉”也跟着沾光，名噪杭州，成了当地的一道名菜。

而王安石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变法难以顺利实施，最后以失败告终。王安石在熙宁七年（1074）罢相。次年复拜相，王安石复相后却没有得到更多的支持，根本不能把改革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统统被废除，王安石知道后，郁闷极了，不久便病逝。

司马光，山西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北宋大臣、史学家，宝元进土。仁宗末年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他立志编撰《通志》，作为封建统治的借鉴。治平三年（1066）撰成战国迄秦的八卷上进。英宗命设局续修。神宗时赐书名《资治通鉴》。王安石行新政，他竭力反对，与安石在帝前争论，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被命为枢密副使，坚辞不就，于熙宁三年（1070）出知永兴军（现在陕西省西安市）。次年退居洛阳，以书局自随，继续编撰《通鉴》，至元丰七年（1084）成书。公元1085年，神宗去世，高太后垂帘听政，召他入京主持国政。

司马光当了宰相，苏轼也起用为起居舍人。数月间尽废新法，罢黜新党。苏轼却认为新法也有可取之处，于是，司马光对苏轼产生不满。此时苏轼升为翰林学士，在他周围有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和张耒，号称苏门四学士，苏轼成了实际上的文坛领袖。

此时统治阶级内部分裂成洛党（以程颐为首）、朔党（以刘挚为首））蜀党（以苏轼、吕陶为首）。

苏轼不愿再次卷入政治纷争，请求外任。公元1094年，苏轼被流放到广东惠州和海南岛。公元1101年，苏轼死于北迁途中的常州。

而司马光为相八个月，因压力太大劳累过度病死，被朝廷追封为温国公。其遗著有《司马文正公集》等。

宋人高文虎《蓼花洲闲录》说：“苏子瞻泛爱天下士，无贤不肖，欢如也。尝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子由（其弟苏辙，人称‘小苏学士’）晦默少许可，尝戒子瞻择友，子瞻曰：‘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此乃一病。’”人世间的事，往往是这样富于戏剧性，苏轼和高俅在政治上见解相左，在人生取向上也大相径庭，可以说完全不是同道之人，然而当苏门子弟贫不能存的时候，恰恰是高俅反过来救了他们的命，使苏轼子侄得以在南宋重振家风，这或许正得益于苏轼一生“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他对谁都以诚相待，才使得政敌也为他的宽阔襟怀所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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