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谈《繁花》：去回忆、想象和感受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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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对谈《繁花》：去回忆、想象和感受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上海

近日，番茄文化客厅“《繁花》——小说与叙事艺术的胜利”主题座谈会在上海举办。电视剧《繁花》联合导演程亮、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李伟长，作家、艺术评论人btr，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文学评论家张屏瑾四位嘉宾，共同就《繁花》的热播，探讨了作品在文学与影视两种不同路径下的魅力。

1月28日，“《繁花》——小说与叙事艺术的胜利”主题座谈会现场（主办方供图）。

在电视剧《繁花》热播以前，小说《繁花》在文学界早已掀起过很大的讨论。此次借助剧集《繁花》的播出，金宇澄的作品再度进入到大家的视线范围之内。《繁花》首次发表于2012年，并于2013年推出单行本。书中的故事发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少年旧梦，辐射广泛，处处人间烟火的斑斓记忆；九十年代的声色犬马，是一场接一场的流水席。叙事在两个时空里频繁交替，传奇迭生，延伸了关于上海的“不一致”和错综复杂的局面，小心翼翼的嘲讽，咄咄逼人的漫画，暗藏上海的时尚与流行。

一部电视剧对书的带动是无法估量的

作为《繁花》的出版方，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李伟长表示：“一部电视剧对一部书的带动，是无法估量的。在《繁花》剧集上线后短短不到20天的时间，就带动了将近30多万册销售。而且这个数量还在不断地往前奔涌。”同时，《繁花》这部作品在数字阅读领域的增长也非常明显。

《繁花》，金宇澄 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3月版。

在李伟长看来，小说《繁花》的写作到出版像奇迹一样，“金宇澄在论坛上开始写的时候，他的ID名就叫‘独上阁楼’。因为带着上海话的方式去写，刚写了一两段，就有人开始回复。”一开始，作为一名作家的金宇澄并不算很有名，但读者的反馈对他来说极为重要，“他认为这是他当初能够写下去最重要的一点。”

李伟长说，“有的段落读者反映没那么好，他就开始有意识地做调整……直到最终出版，总共写了30多万字——这是非常网络小说的写作方法。”李伟长介绍，金宇澄在网上写了大约10万字以后，突然意识到这是一部长篇小说，他后来花了很多时间把发布在论坛网的部分重新结构化、人物化，把事件、时间做了调整，“我们会看到，在他的故事里，两条时间线一直在穿插，呈现一章叠一章的结构。”

“当时我们其实都意识到，有一本非常独特的小说诞生了，但是它到底会产生多大的影响？我们还不是很知道。”李伟长说，“这个故事讲起来真的是一个非常漫长时间的故事。在这个过程当中，所有的识别者，包括像编辑，老的评论家、小说家，还有无以计数的读者给到《繁花》的激励，给到《繁花》的肯定，让他这个东西变得无比的强大……如果说小说是屠龙刀的话，那么剧集可能是倚天剑，倚天剑和屠龙刀合二为一，才会有现在《繁花》的江湖。”

《繁花》（2023）剧照。

时间是作品中呈现得最为复杂的部分，也是座谈中嘉宾们反复提及的词汇。显然，无论原作还是剧集，《繁花》都成功地复现出属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上海记忆中的那段时光。

“（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东西是很稳定的，时代的烙印、世界的形象都是稳定的。90年代正好是一个各种元素杂陈的时间段，非常复杂。90年代的画面，在时光沉淀下来以后，会呈现出更奇妙的冲突感。”据程亮回忆，王家卫导演在拍摄的过程中花了大量心思去还原当年的场景。“比如‘外滩27号’的办公室。我觉得自己没有见过这么精细的景，这个景里面所有的图章，所有东西的复刻，几乎完全是当时外滩金融机构里能够有的一切。”

程亮表示，王家卫导演的工作非常细致，不仅请来当年“外滩27号”的五朵金花中的几位——“现在都已经是中年人了”，还在现场请了许多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老职工作为顾问。为了一个痰盂的木柄，可以停下拍摄，让木工师傅现场复刻，“确实有那个长长柄的气息是不同于别的影视剧的，它这个精致程度，这种呼吸、这种质感是不一样的。”

在海派文学中占据什么样的位置？

“作为一个上海人，这个片子触动了很多我们对1990年代的记忆。（上世纪）90年代正是一个欣欣向荣的时候，很多东西如果不说、不写、不被影视记录下来，可能我们早就忘记了。”btr表示，书与剧集，通过不同的方式将人带回到了过去。“整个生活场景，有一种天然的熟悉感。”

在btr看来，《繁花》里面最出彩的是对沪语这种方言的灵活应用，“这种灵活应用不是说把上海话作为某种声音，用一些拟声词写到这个沪语里面去。而是它有一些变化，这个变化非常微妙，他把它巧妙地像在更新一种语言那样去使用上海话，我觉得上海话成为这本书里面一种风格的锚点。对于王家卫来说也是同样的，看《繁花》这部剧，能非常清晰地感受到，他的这种影像风格之间的强烈程度，跟以前他的电影是一以贯之的。”

《繁花》（2023）剧照。

张屏瑾则从那一时间段社会变化的角度分析了作品。她认为，从阿宝到宝总的变化，将那几年上海的都市文明与我们整个社会转轨的节奏体现了出来——恰恰在那几年，社会呈现井喷式的发展，各种东西都在进入、各种记忆都在复活、各种梦都开始放飞……《繁花》提供了那个时代新出现的一些征候，这部作品里既有从至真园的三楼看下去的人，又有从三楼往上眺的，还有从底层往上仰视的，各种各样阶层人物形象都已出现，供我们去回忆、去想象、去感受那样一个时代。

《繁花》自小说问世以来，就有非常多的学者和评论家从各种各样的角度去解读它。那么，它在上海海派文学中又占据了什么样的位置呢？

张屏瑾认为，近代海派文学中最有名的、最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海上花列传》，原版中韩邦庆完全是用苏州话来写作的。而经过张爱玲注释的《海上花开》《海上花落》，把这部书的阅读——包括在语言上的传播和更广义的中文阅读世界人群的接受，都做了非常大的推进。对比《繁花》跟《海上花列传》，金宇澄从语言文化的角度，把海派文化的核心的质地，在当代再次重现出来。从这个意义而言，张屏瑾表示，小说版和剧集版的《繁花》就像是两个平行宇宙，既开创出了自身独特的美学，同时又跟整个海派文化这样一种文学艺术的源流上都有接壤，而且有更独特的推进，“把我们上海城市文化这样的一种氛围再一次地推动了起来。”

记者/何安安

编辑/张进

校对/柳宝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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