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文化史：从12世纪起，书籍的传播推动了世俗化进程

中世纪欧洲的修道院不仅提供了宗教服务，也是文化和教育的中心。 #生活常识# #历史文化常识#

欧洲历史上最早的几所大学——萨勒诺、博洛尼亚、巴黎和牛津，都出现于12世纪，它们的发展过程起初比较缓慢，可是一旦形成一定规模，就牢牢占据了学术上的顶峰。稍晚一些，蒙彼利埃、剑桥、萨拉曼卡等又一批著名大学发展起来，加强了西欧学术交流和手抄书籍的传播。

到14-15世纪，西欧的学术圈已经非常繁荣，几乎各个著名的大城市都建立了自己的大学。大学与大学之间的交流已经成熟，手抄书籍的制作成为大学必不可少的日常活动，书籍传播也在学术圈里越来越多。

博洛尼亚大学作为最早形成的大学之一，是法学界的领军代表。事实上，法学复兴是12世纪文艺复兴的重要表现方面，其源头也在意大利，这与其地理位置和历史发展有关。

意大利地区因为处于地中海沿岸，位于东西方贸易必经之处，占据了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商业相较于西欧其他地区更加发达，因此必须有一套更灵活、更有效的法律体系，罗马法比中世纪普遍使用的习惯法更适合城市，适用范围更广。作为新兴的政治实体，日常管理和政治活动都都需要新法律提供法律依据。所以，法学成为当地的热门研究学科。

另一所著名的意大利大学是萨勒诺大学，以研究医学出名。其实，从中世纪初期开始，萨勒诺所在的意大利南部地区就一直传承着医学的相关知识。虽然传承不多，但是仍然是为数不多保存希腊医学著作的地方。

在11-12世纪，萨勒诺大学的医学已经有一定名声。当然，这时的医学教育存在明显缺陷：学生学习知识的方式不是通过解剖等实验或者临床实践进行的，而是纯粹学习书本教材，逐字逐句地理解阐释。

这就导致医学在之后的时代里发展缓慢，远远比不上其他学科。巴黎大学在神学方面的研究首屈一指。它的前身可能是巴黎主教座堂学校，但是算不上出众的教育机构。直到12世纪末期，巴黎才真正出现大学。

在巴黎大学出现前夕，当地的修道院就以神学研究和圣经注释两门学科最为有名，形成了浓厚的神学研究氛围。可以说，这些优秀的学说提供了教授逻辑学和神学的基础，促进了巴黎大学的建立。巴黎大学里教师的重要性大过学生，可能也是从主教座堂学校遗留下来的传统。

到13世纪，巴黎大学开始通过知识的传播效应催生出其他大学。牛津大学的建立就与巴黎大学有着密切联系。12世纪的英格兰各地都有初级学校和主教座堂学校，各地教育齐头并进。拉斯达尔认为，1167年一批巴黎大学的师生前往牛津并定居，使牛津的教育机构最终发展成为大学，因此牛津大学的组织机构大部分都模仿巴黎大学而建。

但是艾伦·B·科班提出，牛津大学的建立是循序渐进的，不断有学者迁入补充师资力量。例如，1192年北安普敦一批学者前往牛津，“这是牛津大学在整个12世纪持续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到12世纪末，牛津大学已经成为英格兰顶尖学术机构。和巴黎大学类似，牛津大学也以在神学方面的研究出名。在基督教学术界占据主导地位的神学于中世纪盛期发展到顶峰，进入经院哲学时代。

基督教思想融合亚里士多德主义，成为学界普遍应用的理论。大学神学系教授获得教廷公认的学术理论。为了让学生能够学习标准的教会理论，大学开始采用统一的课本。有需求就会有供给，从事制作和贩卖书籍的大学书商应运而生。

从职业角度来说，“大学的建立促进产生了一个新的阅读阶层，对阅读的需求日益增加，学者、教师、学生和各种工匠一道构成了活跃的书籍流通体系”。

这个新的阅读阶层以教师和学生为主体，知识分子越多，与知识有关的职业自然也越多，与知识有关的职业也悄悄登上历史舞台。大学内部学术交流非常活跃，手抄书籍的使用程度也愈加频繁。“书本成为工具而非崇拜的对象，就像任何被逐渐大量生产的工具一样，是制造和用来领受的客体。”

大学书籍的价值就是阅读，为方便复制而放弃了浮华夸张的装饰。可以说，书籍的广泛传播推动了手抄书籍的世俗化，书籍不再局限于修道院，被视为圣物。

大学内部以教师和学生为主体。在著名大学所在地，教师和学生的数量迅速增加，学生多者可以达到几千。大学促进了西欧各国间的文化交流。不但一个学生可以凭自己的兴趣爱好上多所大学，而且一所大学里也会有来自各国的学生。这些外国学生按照国籍形成了不同的学生团体。

这么多留学生能共处一所大学，反映了中世纪通用拉丁语的情况。学生团体之间有时容易产生矛盾，但是最大的问题还是学生与当地市民之间的冲突。

无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作为外来人员的学生都与当地市民的生活截然不同。大学发展带动了城市的经济发展，学生增多给当地提供了商机，然而嬉闹、醉酒的学生却成为麻烦的始作俑者。

学生与市民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极易引发严重冲突。在大学发展早期，许多大学与城市都处于对立的状态。1209年，牛津大学学生与牛津市民爆发了一场严重冲突，导致部分教师与学生脱离原校，迁移到了剑桥，后来逐渐发展成了剑桥大学。

大学中除了教师和学生，还有必不可少的各种辅助人员，比如教师和学生的仆人，执杖员、校长秘书等大学官员，还有大学任命的外部成员，包括从事书籍制作和销售的书商。

这些人最多只有几十人，却为大学师生提供各种必要的服务。大学成员都受到大学控制和管理，服从校长的司法权，理论上不受城市法庭的管辖。

大学书商的身份是大学的成员，从事大学辅助工作，即书籍制作与买卖、相关文具买卖的商人，在牛津和剑桥官方任命的书商还具有官员身份。大学书商享有大学特权，也必须完成大学规定的职责。

他们根据大学的安排为教师和学生提供服务，受到大学的严格管理，财政状况相当于城市的中产阶级。大学书商服从大学的权威，获得的多是正面评价。

大学书商的身份及其来源与构成大学书商的拉丁文是“stationarius”，其对应的英文单词是“stationer”，与“station”是同一词根。这个词汇在古典时代就已经出现，意大利的大学率先使用，其中世纪的含义是“在固定地点销售书籍的人”。

这些人的主营业务围绕书籍开展，顺带还销售其他文具如羊皮纸等，但都是附带业务，经营重心仍是书籍。因此，本文将这一词汇译为“书商”。

当时大学里除了书商以外还存在其他与书籍生产和销售有关的职业人员，例如剑桥大学的书商名单中登记对象的身份有：书商、抄写员、彩绘工、羊皮纸商、书贩和书籍装订商。

但是这些并不是完全分开的职业，而是联系在一起的一套流程，可以多人分工完成，也可以一人完成多份工作。当时手抄书籍的生产和销售往往融为一体，书商在出租和售卖手抄书籍的同时，自己也参与抄写文本的工作，或者出售羊皮纸，装订手抄书籍等等，这是他就会被登记成“书商、抄写员、羊皮纸商和书籍装订工”。这份名单中的许多人都是如此。所以，从职业划分来看，大学书商常常兼有现代印刷商和出版商的身份。

对大学书商的称呼除了“stationarious”以外，“书籍装订商”也常常使用的称呼。两个单词侧重点有所不同，前者侧重表达销售手抄书籍的店铺是固定在某处的，后者侧重表达装订手抄书籍这项工作。

因为在手抄书籍年代到印刷书籍出现初期，书籍不是装订成册销售的，而是散装成页，由购买者按自己的喜好自行装订。但是有些书商也会先装订书籍，再予以出售，这时他们就会被冠以“装订工”的称谓。

大学书商主要在校园内从事辅助性工作，即制作与销售手抄书籍，也一并销售其他文具。他们从事商业，但是与城市商人不同，他们是大学成员之一，享有独特的大学特权。大学书商出现时间很早，在大学成立之初就已经出现。

有关大学书商的现存资料中最早的是一份12世纪牛津大学的的财产转移契据，契据中提到了作为当事人的1位书籍装订商、3名彩绘工、1名抄写员和2名羊皮纸制作工。

12世纪之后的牛津是手抄书籍的生产重地，这份文件证明当时大学里已经存在手抄书籍的生产与交易，但是这一时期的资料很少，没有涉及当时书商的具体经营活动的记录。

13世纪末期，出现对大学书商的正式官方记录，资料才丰富起来。光是巴黎大学就先后出台了3份文件，分别针对大学书商、书籍价格和羊皮纸价格做出规定，管理手抄书籍从生产到销售的全过程。国外对大学书商的研究也多以13世纪末期作为研究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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