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士骏骨见脊梁（之一）——元明画从龚开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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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冬君/文 为什么把龚开作为“元明画卷”的启始？因为《走进宋画》写到两宋王孙画派的精神领袖赵孟坚就杀青了。谁来继承绘画史上关于艺术为表达士人“独立人格”的笔墨精神？

原计划从稍晚于赵孟坚的王孙画派赵孟頫的“文人画风”直接走进“元明画卷”，可当我从浩瀚的历史抵达游牧与农耕两种文明的碰撞、以及因王朝更替而掀起的历史大变局时，却发现那些具有悲剧意味的南宋“遗士”，才是交替之际文明断裂处绽放的个体精神之花。尤其那些历经了汉魏、南北朝以及唐宋审美精神洗礼的、拥有独立人格的“士”，纷纷沉寂隐逸，为留住文化的根，以独立个体的坚守和不甘屈从的人格砥砺，蛰伏于他们的那个时代。

易代之际，还有什么比蛰伏于绘画艺术更适合安顿个体精神以至于生存的选择呢？幸而有魏晋以来开启的笑傲竹林、耕读桃花源、游吟山水诗以及游艺于琴棋书画诗酒茶的士林传统，不仅为隐逸者营造了一个归去来兮的文化江山的诗与远方，还以其生存状态潜移默化成了士人人格审美共识，扎根在民间生存的土壤。

除了上述丰厚的精神家底，还有人专门研究了“元初遗民画家的经济生活”，诸如龚开、郑思肖、颜辉、钱选等南宋遗士画家，宋亡不仕，如何生存？他们或有累世家丰的安顿，也有贫于陋巷易画而生的倔强，以供养他们的“遗士”人格。

据稍晚于龚开的元初学者吴莱在《桑海遗录序》中说，龚开的画“一持出，人辄以数十金易得之，藉是故不饥”。民心愿为遗士人格买单，使龚开不仕新朝，却能在文化中国里善终。

诗言志，画亦言志。“志”，即表达士人的独立意志。中国绘画，从公元十世纪开始有了独立的表情，而且沿着这一艺术的精神轨迹，就在士人画走向文人画的过渡之际，繁花似锦的文明却第一次遭遇了一匹“来自北方的狼”——游牧文化的全面重创。

宋元易代，不但是中原王朝前所未有的倾覆，而且是亡于儒教定义的羁縻同化链上的五服之外的夷狄，这对于中国主流文化载体的士人来说，不啻于一次灵魂上的洗劫。王朝更迭尚有儒家以民为本的革命理性支撑，而亡于夷狄则完全失去了文明优越感的平衡，陆秀夫负幼帝崖山一跃，士人心理亦如山崩地裂。

龚开亲历了这一切，更替之际的历史，乃南宋末年遗士写就，他们坚守独立精神，在裂缝中生成了一个隐逸的群体，在元、明绘画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形成一股清流遗士画派，始于龚开、郑思肖、周密、颜辉、钱选等，终于明末朱耷、石涛。

赵孟頫在绘画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远在龚开之上，龚开甚至不入中国绘画史，即便南宋以后，藏家、艺评家或史家记录他的文字也寥寥无几。这符合一名隐者的逻辑，他已经淡出无法表达真正自我的王朝语境，也不用再敷衍那套平行乏味的话语体系。

如果“说真话”是检验艺术的第一标准，那么艺术风格就应该是心灵的样式。所以，13世纪以后的绘画，要从龚开谈起，并非因龚开不仕的气节，而是他的作品里，激荡着他隐秘的真实激情和实时的心灵样式，他努力复兴苏轼、米芾所倡导的写意的独立画格，归隐赋予他遗世独立的笔墨意志，又给予他悲悯的情怀，他用笔墨晕染了一个超越时代的先锋遗士画派，他以归隐的方式反而走到了时代的前沿，当代绘画史应该为“遗士”画作品书写一笔。

夕阳残照——龚开是谁？

据咸丰年《清河县志》载“惟龚高士不见宋史”，可知龚开在正史内无传，亦未科考，但他是士，而且是虽贫而不潦倒于陋巷的、易画而生的南宋“遗士”，正史无传，盖由史家鄙陋。幸而有关龚开的碎片化事迹，散落在相关的各地方府志或文人笔记里，《四库全书》亡羊补牢，将历史散落的遗珠荟聚起来，攒成63条，可于“史志”或“子集”中查找。

其中言论，颇涉两类，一类以气节赞之，另一类还是以气节赞之，甚至从他的诗文以及他的绘画作品中，透视他的高士气节。宋、元更替之际，是个讲究气节的时代，他的影响在气节中流传，在“龚高士”的赞誉中，把他定位为遗民隐逸画家。

龚开，字圣與，号翠岩，淮阴人士，生于1222年，正值宋宁宗赵扩衰年，后历五朝弱帝，频频更迭。据说，龚开少负才气，博学好古，尤邃经术，但未见他有过参加科考的记载。

据元翰林黄溍（黄庭坚后裔）《跋翠岩画》记载，龚开盛年时，很想有一番作为，自荐进入信国公赵葵幕府。赵葵早年随父兄抗金有功，两度任扬州知府，龚开也随之一直居于抗金前线，直到赵葵老迈离职，龚开又转入下任李庭芝幕府，任职两淮制置司监官，掌管烟、酒、茶、盐税与场务征输以及冶铸之事，与陆秀夫同僚。

1276年，张世杰、陆秀夫在福州拥立7岁的赵昰为端宗，诏李庭芝浮海南下勤王，龚开随之，路遇元军，李庭芝殉难，龚开突围，南下福州。1278年，端宗病死，6岁弟弟赵昺即位，是为南宋末帝。1277年秋，龚开亡命之际，作《金陵六桂图》，是绝笔？还是遗嘱？于他，每一幅画，都如生命之绝唱，如影随形，他做好了殉国的准备，而殉仪，则一定要像桂花一样，“香与韵、两清洁”“情疏亦远只留香”，带着美去死，那是自嵇康以来的士格。

1279年，龚开离开泉南——福建闽侯，北上，流落苏州，得知陆秀夫负幼帝蹈海，痛彻心扉，连写挽诗两首，并著《陆君实传》。那一年，龚开57岁，宋亡不仕，归隐于苏州郊外，从此卖画为生，由一名南宋地方官员转型为贫穷但不潦倒的职业画家。

1283年，又传来文天祥“面南”就义的悲讯，龚开哀痛难抑，写下《宋文丞相传》。吴莱《桑海遗录序》赞龚开为两英雄立传，“大率类司马迁、班固所为，陈寿以下不及也”。

将龚开之作，比之于“司马迁、班固所为”，这是对他最高的赞誉了，还说“陈寿以下”——如司马光等都不如他，司马光不过为帝王“资治”而已，而龚开为国难两英雄立传，独抒血性，为史学传统所无。他问天问地，“呜呼！悲夫！天耶？人耶”？能回答他的，也只有他的史家之笔，蘸泪书写，字字凝血，句句椎心，虽非战地记者，他却以亲历国破家亡的史家笔墨立此存照，不记之，他的灵魂会被他的遗士之责日夜烧灼拷问。

归隐前，龚开老家已有书斋“学古堂”和“红树山房”，归隐后呢？“家益贫，故人宾客候问日至，立则沮洳，坐无几席”。当年李白曾放言“我辈岂是蓬蒿人”，如今龚开隐而不仕，再无毫厘禄资，局促于“蓬蒿”间，连席地而坐都不行，可朋友们还是频频来访，于是，只好站在室内湿洼地上，打躬作揖，吟诗、论艺、赏画。

看来龚开并不孤独，他竟然有一个讲究纯粹的朋友圈，在“立则沮洳”的泥洼地上雅集，“自成高格”，自我激励，他们的精神，也许有过失落，但从未溃败，失落之后，他们总会在废墟之上重拾担待，无论归隐的还是出仕的，流淌在他们血液里的文化基因早已形成生命的遗传密码，敦促他们延续文化中国的根。

没有桌椅，龚开又如何命笔写意、展纸作画呢？吴莱写龚开，字字扑心而来，他说，龚开要作画，命儿子龚浚“俯伏榻上，就其背按纸”，儿子趴在床上，纸铺在儿子背上，就这样，龚开抵达了一个时代的绘画艺术的高峰，而“按纸子背”的困厄，却生成了一幅可供审美的、雅到极致的天伦之乐的图景。

对“穷而至乐”的审美，我们皆受益于庄子的思想。这个世界贫穷是普遍的，而让贫穷获得形而上的尊严，则来自庄子的美学定义。庄子曾粗布麻衣见魏惠王，王嘲笑庄子：“何先生之惫邪？”庄子答：“贫也，非惫也，衣弊履穿，贫也，非惫也，此所谓非遭时也。”人在生不逢时之际，可以贫穷，但不能潦倒。

作为遗士，龚开的确贫穷，但又何曾潦倒过？遗士，并非无所作为，并非躺平，不作为或潦倒之人，绝非遗士。

遗士不但有自由的充沛意志，还有独立生活的绚烂技艺。诗文书画，可言志，亦能自养，一个人文艺复兴，足矣。

这些贫穷但不潦倒的隐逸场景，令人啧叹不已，历史的叙述，不乏这样的镜头，去思接千年前的“贫而非惫”之乐。犬儒第欧根尼在科林斯广场偶遇亚历山大的“智乐”，庄子拥抱骷髅卧谈“死的至乐”，而龚开对贫穷的觉悟，则让他活成了遗士之美的“穷乐”，以至于我们虚无空洞的双眼因诸多历史上的高尚人格而充实。

一切都已成定局，元定都北京，龚开也开始了“往来故京”杭州的游学生活，他常常从“近水远山皆有情”的苏州到“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杭州一带访友，这条路，满载了他的南宋记忆，当年他在淮扬一带任职时，少有机会往来苏杭。

他在江南这么一走动，走出了一个伟大的抱负。

这一时期，他创作了《宋江三十六人赞并序》，可谓伤心人别寄怀抱。他在“赞序”中写道，“余年少时便钦佩宋江之侠气，想为之肖像，但仅凭南宋画家李嵩的‘传写’，仍不足征信而不敢轻写”，他偶然看到《东都事略·中书侍郎侯蒙传》中提到了招安宋江的上疏，有了真材实料后，才肯动笔，为三十六位首义者诗画赞，他赞宋江诚信侠义，可与古之“柳盗跖”并誉，为盗中之圣。

他为什么要给大宋治下的“寻衅滋事”者宋江等人写“赞”呢？他说，太史公为陈胜、吴广列传，为项籍作《本纪》，“其意亦深矣，识者当自能辨之”！有何深意？龚开前序中就说道，与其恭逢“圣人之徒”，何如重启盗跖，追随宋江？由此，或可见一丝人间正义的作为！

这也正是龚开写“宋江并三十六人赞”之深意。

继李嵩画像而起，龚开之于“水浒”，移情之深，寄托之沉，堪称第一人。之后，有了由施耐庵、罗贯中完成的《水浒传》以及明季陈洪绶的《水浒叶子》和杜堇《水浒人物全图》。

1292年，他的好友，那位写《武林旧事》的周密遗士，将《宋江三十六人赞》收入自己的笔记丛刊《癸辛杂识》中。

龚开之相如花，在各种诗文中盛开，有人说他，疏髯秀眉，颀身逸气，还有人说，他长髯及腹，行走如飞等等，总之，他在轩冕时不曾肆志，穷厄时亦绝不趋俗沦落，如荷之出于晨曦霞染，熠熠遗士之雅。1304年，龚开以83岁之高龄逝于归隐之途。

共饮黄昏雨——遗士的朋友圈

龚开是亲自上前线的老兵，抗元失败后，他有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文化的江山滋润其精神自立，有自己的家园养其“君子固穷”的脾胃，即使“立则沮洳，坐无几席”，亦能“按纸子背”作画养生，他是风云中人，而又能云淡风轻，活得风起云涌，而又收放自如，他以文化中国的方式——天干地支，仰望日月星辰，体贴四季流转，不用帝王年号，而以干支纪年表达他的时间记录，而与新王朝绝缘。

更多时候，龚开必须以画为生，与二子一女相依为命，周密、方回、龚璛等等新朋旧友，都是他卖画的老主顾。

世家子弟周密，宋亡不仕，举家从湖州迁往杭州，专心著述，留下了《武林旧事》《齐东野语》《癸辛杂识》等前朝旧忆，龚开、赵孟坚、赵孟頫等人，皆为其友，但他也是遗士，和龚开一样，始终如一，不肯出仕，是一位以怀旧方式立命的遗士。

方回，诗文一流，当年曾弹劾贾似道，也曾铁骨铮铮，认为贾有十罪可斩，但他后来却降元了，人称其“节操无可言者”，可他是龚开画作的藏家，还常与龚开诗文交往，故称之遗民可，但不可称遗士。

龚璛，是龚开的忘年交，被时人称誉为“宋末楚两龚”，二人不效赵孟頫，曾共誓绝不入元为仕，可未久，龚璛还是食言，出仕元朝了，可他又心有未甘，直到从浙江儒学副提举任上退休，还将书斋改为“存悔斋”，似有悔意，但仍不可称为遗士。

杭州一沦陷，当地首富马臻便出家为道，隐于西湖之滨，常与龚开往来。一次，当马臻得知地方官要举荐龚开时，立即抛诗过来，提醒龚开“三峰有约期终隐”，龚开当然不会出仕。龚开也曾给马臻《霞外诗集》作序一篇，落款为“淮阴龚开圣予甫序于西湖客舍，时年八十一（虚岁）”。可见，龚开81岁时，还往来苏杭，并舍于马臻隐处。马臻不仕隐于道，当然是遗士。

据说，黄溍为黄庭坚族裔，为元代“儒林四杰”之一，1298年，他在杭州见龚开时，年仅22岁，尚未入仕，1315年，登进士第，入仕于元朝体制，官做到翰林直学士，但他始终敬称龚开为“先生”，以表达他对“遗士”的最大景仰，但他不是遗士。

吴莱当然也不是遗士，他出生时，已是元朝第二位皇帝元成宗铁穆耳大德元年（1297），黄溍见龚开那年，他才一岁，所以，他只有羡慕遗士的份儿，即便想做遗士都不可能，但他可以归隐，而且选择了归隐。他不是遗士，却为遗士写了《桑海遗录》，为南宋末年遗士立传，以示其敬意，后来者的述说，皆受启于此。

当钱谦益从《桑海遗录序》读到吴莱大赞龚开“二传”时，立即搜读周密《癸辛杂识》，得见《水浒三十六赞》，由此，他发现了一个奇人龚开，经过辗转寻觅，终于从一位藏书家手中购得此书。于是“篝灯疾读”，读得他“须髯奋张，毛发尽竖”。

烛影摇曳中，他似乎听到英雄和遗士的叹息，他不忍释卷这带有热血温度的历史，又展纸研墨，边读边抄写，并撰《重辑桑海遗录序》，“渍泪彻纸”。这一年他37岁，居家读书，并作诗云“文章已入沧桑录，诗卷宁留天地间”，以龚开自勉。

其实，1610年，钱谦益28岁时，就已高中进士第三，因父病逝，回乡丁忧，11年后，才正式出仕。1645年，他以63龄，率诸臣在滂沱大雨中打开南京城门，降迎清兵。从为龚开以及二传传主流泪，到头皮发痒剃发降清，再到联络学生郑成功反清复明，这是怎样的无常心路？

1660年，郑成功北伐再次失败，钱谦益心灰意冷。1662年，81岁的他从顺治朝的牢狱里走出来，苟活到康熙元年，开始自号“东涧遗老”。“东涧”，典出于西周成王赐“三事鼎”于殷周史官彭祖之史事，彭祖即筠铿，为钱氏始祖，所赐鼎足上，有铭文“东涧”二字，似乎可以用来弥补他所剩无多的虚无破碎的现实。

他本为五代吴越王钱镠后裔，血管里，仍流淌着归顺北宋的血缘，但他未仅止于军阀的血脉，而是上溯至殷周，以示其祖上，不仅是兵家武德之流，更有史家文德之源，因而自称“遗老”，但非前朝“遗老”，而是来自二千多年前的周公时代的“遗老”。

居然像孔子那样，对新朝表示“我从周”，还像孔子“梦见周公”那样，拿着先祖当令牌挂在自己的脖子上，这就惹得乾隆爷不高兴了，于是，封禁了他的作品，把他列入“二臣”。但，尽管如此，他也只是“遗老”，而不是“遗士”。

陈寅恪在一首诗中，竟也提起龚开——“文章启入龚开录”，那个“录”字，应该出自《桑海遗录》之“录”？让人联想起他那句名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什么人可称“遗士”？在这里我们得到了一把衡量遗士的尺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这把精神量尺下，龚开是遗士，而钱谦益不是。

龚开归隐，且终生不仕，完全是基于个人的自由选择，他选择了文化中国，对于朋友或他人没有“气节”之绑架，只求自我的独立人格，坦然于一个人的文艺复兴。

（作者近著《走进宋画——10—13世纪的中国文艺复兴》，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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