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塾红学三书：心系红楼，刘梦溪与《红楼梦》的不解之缘

从《红楼梦》中领悟人生百态：红尘如梦，人生如戏 #生活乐趣# #生活体验# #读书生活感悟# #日常读书心得#

《红楼梦》是一部“说不尽”的经典，世人对其的评点、研读、思索百年间从未间断。刘梦溪曾说“中国文学的集大成者,唯《红楼梦》足以当之。”由此可见先生对《红楼梦》的评价之高。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修订版）》、《大观园里和大观园外》及《红楼梦的儿女真情（增订版）》是刘梦溪先生匠心独运，铸就而成的三本红学研究著作，共同构成了“东塾红学三书”。宝玉、黛玉、宝钗之间有着怎样的感情纠葛？《石头记》和《红楼梦》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百年红学研究经历了怎样的变革？从对《红楼梦》的情节进行解读，到对百年红学研究的评点论述，东塾红学三书为读者们了解《红楼》，读懂《红楼》提供了契机。让我们共同穿越历史烟云，跟随刘梦溪教授的脚步一窥《红楼梦》与红学的风华。

今天我们要共同分享的是《红楼梦与百年中国（增订版）》中的部分内容。钱锺书先生说：

词章中一书而得为“学”，堪比经之有“易学”、“诗学”等或《说文解字》之蔚成“许学”者，惟“选学”与“红学”耳。寥落千载，俪坐俪立，莫许参焉。“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柳、苏”，未闻标立“杜学”、“韩学”等名目，考据言“郑学”、义理言“朱学”之类，乃谓郑玄、朱熹辈著作学说之全，非谓一书也。

那么《红楼梦》为何可以“一书以名学”，在刘梦溪先生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找到确切答案。

一.“伤怀日，寂廖时”：对末世悲凉的敏感认识与丰富思考

曹雪芹具有敏锐的观察力，痛切感到他生活的那个社会已经腐败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因此对贾氏家族诸种弊病和子弟们恶德败行的描写不遗余力。书中充满了悲哀感和末世的气氛，越到后来这种气氛越突出，直到贾家及其亲族彻底败亡。贾府这样的大族世家，在十八世纪中叶的清王朝颇具代表性，实际上这些大家族构成了社会的一个个支柱，它们的败亡预示着整个社会走向没落。尽管作者主观思想并不一定很明确，更多地表现出来的是悲观、绝望、无可奈何，意识到矛盾，却无法解决矛盾，否定了旧的，又不知道新的是什么。太虚幻境的室内写着“幽微灵秀地，无可奈何天”的对联，《红楼梦曲》所谓“趁着这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试遣愚衷”，就是曹雪芹矛盾而痛苦的心情的写照。

《红楼梦》的思想内容极为丰富。而思想领域的东西涉及得更加广泛，几乎包容了传统社会的全部思想体系。对佛、道、老庄思想，书中也多有描绘，反映出作者思想的复杂性。处于文网密布的极权之下的有特操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想走自杀的道路，只有用老庄遁世无为的思想填充自己的灵魂。《红楼梦》中不肯苟活的人物的结局，主要是出家和自杀两途，此外就是口诵“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身心被各种矛盾迷眩缠陷得不可开交。这后一种，就主观世界来说，可以说获得了某种精神自由，联系现实世界，实际上仍是变相的苟活。当然作品的主流，作者所执着追求和着力描写的，是带有反传统性质的初步民主主义诉求，这在主人公贾宝玉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其他的人物包括一些被迫压的奴婢身上也时有表现。

所以《红楼梦》成古今一大悲剧绝非偶然，既是作者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作品里透露出来的情绪和气氛，包含着那一特定历史时代的情绪和气氛。另一方面，书中又蕴含着理想的成分，包括美学理想、道德理想和政洽理想，渴望有一个合乎人性发展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作者越是渲染大观园生活的明朗、欢愉、充满生机，就越显示出现实生活的晦暗、沉滞、没有前途。许多章节，出发点原是想写大家族的日常生活，结果呈现出来的却是悲剧。这种情状恰好是当时社会情状的真实写照。

二.笔底似有千钧力：生动心理描写开小说诗化先河

论者曾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古典小说重视动态描写和外貌描写，心理描写经常表现为薄弱环节。可是细详《红楼梦》，我们发现这部作品的心理刻画颇为独到。

林黛玉听见宝玉奚落宝钗，心中着实得意，才要搭言也趁势儿取个笑，不想靓儿因找扇子，宝钗又发了两句话，他便改口说道：“宝姐姐，你听了两出什么戏？”宝钗因见林黛玉面上有得意之态，一定是听了宝玉方才奚落之言，遂了他的心愿，忽又见问他这话，便笑道：“我看的是李逵骂了宋江，后来又赔不是。”宝玉便笑道：“姐姐通今博古，色色都知道，怎么连这一出戏的名不知道，就说了这么一串子。这叫《负荆请罪》。”宝钗笑道：“原来这叫作《负荆请罪》！你们通今博古，才知道‘负荆请罪’，我不知道什么是‘负荆请罪’！”一句话还未说完，宝玉林黛玉二人心里有病，听了这话早把脸羞红了。凤姐于这些上虽不通达，但只见他三人形景，便知其意，便也笑着问人道：“你们大暑天，谁还吃生姜呢？”众人不解其意，便说道：“没有吃生姜。”凤姐故意用手摸着腮，诧异道：“既没人吃生姜，怎么这么辣辣的？”

这又是一段集中刻画人物心理的文字，扣住宝、黛、钗之间的微妙关系来表现三个人各自的 心理，叙述者站在人物之上，采取从后面观察的方法。宝玉、黛玉之间口角而又自行和好这件事反复在大庭广众中渲染，等于将他们的恋爱关系公之于 众，在心理上宝玉和黛玉早已处于劣势。宝钗不必说话，就已经是胜利者了，何况她连续反攻。再加上凤姐打趣，宝、黛羞愧难当，无地自容。作者用了“形景改变”四个字，可见对宝、黛的打击多么沉重。 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心理战，作者写来似轻巧如常，笔底却有千钧之力。

现在人们喜欢讲诗化的小说，一些年轻的小说作者对国外的此类作品刻意手摹心追；殊不知《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上实际上已开了小说诗化的先河，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作品中的诗意的成分，即便用现代小说理论研究《红楼梦》的诸种艺术特征，也绝不会一无所获。

三.众说纷纭，考据见长：考证派兴起引发学术兴趣

《红楼梦》的成书过程具有难以言传的复杂性。曹雪芹生前没有最后整理完成这部作品，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不是出自一个人的手笔，续书的思想和艺术远逊于雪芹原作。但后四十回究竟是谁人所续？每一回的开头和结尾方式也很不统一，显示出未经统一整理的痕迹。确如畸笏叟在甲戌本卷首的一条批语所说：“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成书过程的科种复杂性，留下一个又一个未解之送，给研究者带来困难，也增加了研究者的兴趣。

考据学引入《红楼梦》研究，是使红学成为一门专门学问的重要因由。潘重规先生在《红学六十年》一文中说：

我认为自从民国六年，蔡元培先生刊行了《石头记索隐》一书，引起和胡适之先生的论战。胡先生写的《红楼梦考证》，的确和清儒治经方法非常相似。而且经论战以后，引起全世界学人的重视。因此不断地搜求新资料，发掘新问题，造成了红学辉煌的时代。所以我认为真正的红学，应该从蔡、胡两先生开始。

按潘说极是。从那以后，红学长时间都是考证派的天下。一些学者红学所吸引，许多治文史的人关心红学，大都是红学考证的影响所致，因为考证容易引起人们的学术兴趣。研究其他古典文学作品固然也需要考证，但没有像《红楼梦》运用得这样集中，形成一种引人注目的独特的研究方法。考证的语言跟一般的论述不同。我们读俞平伯考证《红楼梦》的一些文章，或者看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那是另一番笔墨，另一番特色，另一番心思。考证文章如写得好，很有味道，本身就有欣赏价值。我认为考证对于使《红楼梦》研究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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