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现代人，如何走出精疲力竭的“自我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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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晚现代人，如何走出精疲力竭的“自我实现”？

既渴望独异地达成“自我实现”，但又常常感到无法承受的失落。这个悖论表达了多少当代人的困境呢？曾写过《独异性社会》的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在《幻想的终结》论述了晚现代个体的情感，以及精疲力竭的“自我实现”。

下文节选自新书《幻想的终结》中文版。

作者｜

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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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的终结》，[德]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著，巩婕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索·恩，2024年1月。

雄心勃勃的“自我实现”

自我实现因而就是一种不寻常的哲学和心理学理想。自20世纪70年代起，它通过一些单个的亚文化进入社会主流，现在似乎成了不二之选：晚现代主体想要、也应该实现自我，除此之外还有什么选择呢？主体仿佛有权也有能力去实现自我。理想情况下，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都不应该（仅仅）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而应是目的本身，并且也会因此在情感上给人满足感，让人主观上感觉到有意义。

在晚现代文化中，自我实现与“真实性”理想、“真实”的自我“真实”的生活密切相关。这里的“真实性”意味着尽量在所做之事中不妥协地以“真实”的自我，包括愿望、情感和价值观为导向，即不要“和所有其他人一样”，而要表现出“独特”的行为。相应地，在理想情况下，职业要能够全面展现个体的天赋，寻找伴侣时，双方要觉得彼此就是最理想的对象，而在家庭中，父母和孩子要能创造自己的小天地，心理治疗和运动方式要完全贴合个人的身体和心理需求，政治议程要能给人完整的认同。

《解构爱情狂》（Deconstructing Harry，1997）剧照。

在追求自我实现和“真实性”的过程中，晚现代主体为自己生活中的一切元素赋值，并加以独异化。因为只有当主体做出相应的实践和活动，并在这些实践活动中按照自己的感觉“发扬”自己时，他才能感到在实现自我，有“真实感”。这需要不断为生活添加看起来有价值且独特的元素，这些元素在本质上要与“自我”合拍。赋值是指这样一个过程：个体超越目的理性，不再追求功能和效率，而是追求“宝贵”、有“价值”的事物，即追求本身就值得追求的事物——尤其是从审美（比如瑜伽隐修）和伦理（比如蒙台梭利幼儿园）角度来看。独异化是指，个体不再追求千篇一律和标准化的东西，而是追求个性的、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东西——比如特定的街区和适合自己的工作。晚现代主体只有在独异性中、在能带来独异体验的事物中才能找到自我发展的机会。而某种事物只有能被当作独异之物加以体验时（而不是大众货或标准化产品），才显得“真实”。

延伸阅读：《独异性社会》，[德]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著，巩婕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索·恩，2019年5月。

晚现代“实现自我”的主体文化在根本上是一种积极情感文化。它培养情感（只要是积极的情感），而情感和主观体验则是衡量生活质量的标准。对此，马斯洛也早已用缺陷需求动机和增长需求动机做了区分：被前者驱动的人，一般在生活中不遵从情感。而在后一种动机的框架内，对生活有什么样的“感觉”才是最重要的，更准确地说，个体在每一刻体验到的“感觉”才是关键。对他们来说，“高峰体验”（即最高程度的积极体验）就是理想。当然，不可能每个瞬间都符合这一标准，但总体上每种生活实践活动都被放在这种标准下去衡量，看它们给主体带来了什么样的心理体验，主体以什么方式被“打动”，即情感上受到触动。如果某事总是引发负面情感，比如工作、伴侣关系等，那么它从根本上看似乎是个问题。但即使某事在情感上只是不咸不淡或者根本不会触动情感，也会令主体不满。理想情况下，生活的所有组成部分都应该引起积极情感——这就是“自我发展”文化的模式。

正如前文所说，除了这个向内、关注自我、“浪漫”的自我实现维度之外，还有第二个维度，给晚现代的生活方式造成了特有的矛盾性。

晚现代的主体在某种意义上既是浪漫主义者又是资产阶级，作为后者，主体的目光投向社会，想要（并觉得应该）在社会上取得功绩和成就。为了获得、保持或改善某种社会地位，主体需要从事“有利于社会地位的工作”，在这一点上承袭了资产阶级文化。主体必须不断地有所作为，以优化自己的社会地位。

为此，他们会投资各种“资本类型”（布迪厄）：经济资本，比如增加财富；文化资本，比如教育和技能；社会资本，即可用的关系网；以及身体和心理资本，包括保持身体健康和心理平衡。对自我实现的内在追求和对社会成就的外在追求，在晚现代主体文化中是不可分割的，实际上，社会地位方面的努力现在已经成了成功实现自我的外部条件。晚现代主体既不是嬉皮士也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而是现实主义者。他们知道，自我实现不可能（也不应该）通过反社会或脱离社会来达到，而只能（而且应该）借助社会提供的各种资本来达到。如果顺利，这些资本会给他提供自我实现所必要的资源：金钱、教育、能力、关系网、体魄、心态。因此，理想的主体不是远离尘嚣的浪漫主义者，而是积极入世的创造者和自我营造的活动家，他们精熟地运作各种资本，以求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得到满足和幸福。

《摩天轮》（Wonder Wheel，2017）剧照。

晚现代主体还有第三个关切。除了追求“真实性”和社会地位——在最佳情况下二者会促成成功的自我实现，他们还关注“表演”：主体希望（也应该）在别人面前显得幸福和“真实”，展示令人向往、丰富多彩又成功的生活。这就是“表演性自我实现”模式。典型的晚现代主体，会让人看见自己的美好生活（比如通过Instagram或其他社交媒体），并将之部分地或整个地转变为关注度经济中的独异性资本。换句话说：主体通过各种途径积累资本——有趣的工作、有趣的伴侣、旅行、社会活动——并以这种方式获得“独异”的名声，以让自己显得无可替代。晚现代主体要不断地进行“双重簿记”——对内，要做到真实的自我发展，对外，要产生真实的影响：我觉得自己这样够“真实”吗？别人会不会觉得，我在各种积极意义上是无可替代的？进行一次不寻常的旅行，在理想情况下会产生双重积极影响：一方面给主体带来有趣的主观体验，另一方面让主体获得过着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的声誉，让人觉得他们的生活非常吸引人。

因此，在晚现代主体文化中，求“真实性”的理想与追求吸引力的理想是结合在一起的。吸引力意味着社会的认可，表现为某人在情感上吸引别人。一般来说，如果主体循规蹈矩，是不会产生这种吸引力的，需要展现出让别人看得见的独特性。因此，这种社会认可就与以前工业化现代的不一样了。在工业化现代，人们只要规规矩矩地完成自己的功能就行：做好父亲、母亲，好好工作，或者在体育协会里当个好会员。那时的社会认可通常都是以“不带情感”的货币方式来回报的。晚现代社会给予吸引力的认可则不太一样。它某种程度上需要个体拥有一种独特的“魅力”，这种魅力源于个体的卓越：比如让主体“站在顶峰”的卓越的职业成就、不同寻常的业余活动、非凡的人生经历，等等。关键是，因为吸引力而受到认可，所得到的回报形式是积极情感，比如人们对影星或偶像那种着迷。体育比赛中光彩夺目的优胜者、明星博主、著名企业家、魅力无限的影星、发明家或活动家，甚至还包括“不走寻常路”、有着非凡人生经历的邻家女孩等，都是晚现代文化中的英雄。

自我实现文化

是负面情感的发生器

晚现代的自我希望能“真实地”发掘自己的潜力，以获得主观满足，同时也希望别人能看到并认可其独特的吸引力。此外，这二者都是社会对于一种成功人生的期待，而个体也想要满足这种期待：个体应该真实并富有吸引力。晚现代社会为满足这些期待提供了多种形式：城市里的创新者和女强人、美满的家庭和媒体巨星、“湖畔别墅”和豪华游轮、政治积极分子和创意厨房的主人——到处都有现成的文化式样，矛盾的是，这些现成固定的样式让主体觉得自己能过一种不同寻常的，跟别人不一样的生活，而且是真正不平凡的生活——独异于他人的生活。

然而，很明显，在这种志向远大的晚现代主体文化之中，一开始就蕴含着失败的风险。当代人的主体性矛盾，它所面临的断裂和深渊，早已成为各种研究的对象，而且在艺术领域有着特别直观的体现。

《正常人》（Normal People，2020）剧照。

近年比较著名的例子有以下这些。

梅格·沃利策（Meg Wolitzer）在她2013年首次出版的小说《有趣的人》（Die Interessanten）中，描述了一群大学生，从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夏令营期间相识写起，一直写到当代。她以令人印象深刻的笔触，描绘了那种若隐若现的不满，每个人希望的破灭，而书中人物却一直在一种友善的嫉妒中审视和评价彼此。更加直接而强烈的，甚至有些漫画式夸张的，是维吉妮·德彭特（Virginie Despentes）的三部曲《弗门丧歌》（Vernon Subutex），出版于2015至2017年，以巴黎一群中年新中产为主角（主要人物弗门，以前是唱片商，在书中处于无家可归的境地），小说描述了所有人陷入困境的生活方式。玛伦·阿德2016年的电影《托尼·艾尔德曼》（Toni Erdmann）的主人公，是一位繁忙的企业顾问，她的生活方式与她坚定但同时充满担忧的68岁父亲相互映照。汉斯-克里斯蒂安·施密特（Hans-Christian Schmid）2012年的电影《家人之间》（Was bleibt），讲述了成年子女从大城市回小城市看望父母，引发了两代人关于平衡生活的问题。里查德·林克莱特（Richard Linklater）2014年的成长类影片《少年时代》（Boyhood），以少年马森（Mason）的视角，细致地描绘了成年人历经十余年，苦心孤诣经营“成功生活”的历程。

《亲人之间》（Was bleibt，2012）剧照。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可以更精准地分析晚现代主体文化在多大程度上是有内在结构性风险的。如上所述，这种主体文化的两面性体现在情感层面。对外，在耀眼的光环下，晚现代文化围绕着“积极情感”这头金牛起舞，同时，又暗暗地、无法避免地产生相当强烈的负面情感。这些负面情感根植于一种失落感，因为人们看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巨大的差距。晚现代文化产生的失落感，与一些强烈的负面情感紧密相联，包括不同程度的恐惧、悲伤或愤怒。晚现代产生的失落感主要受到六大社会文化机制的影响：浪漫主义-地位矛盾；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的竞争；成熟的社会性攀比机制；“主观体验”脆弱的评价标准；“充分利用一切可能”的文化理想；用于应对负面情况的文化资源的匮乏。

失落感的产生

失落感的产生，还因为无处不在的攀比技术而加剧。当然，人们自古以来就在互相比较，让-雅各·卢梭在他的第二篇论文（指卢梭关于人类不平等问题的论章）指出，不同收入、不同地位的人总在互相攀比，因而也就总是不满意，他将此看作现代文明生活中，“社会上的”主要问题。

晚现代社会则以前所未有的体系性和强度，给个体之间的相互比较创造了条件，并同时使个体感受到社会比较的压力。数字技术——尤其借助图像——让他人的生活可视化，正是这种技术吸引人们互相比较：别人的度假旅行、别人的房屋装修，都可以通过几次点击在Instagram（社交媒体）看到，而点击量和“点赞”的次数，就是衡量其受欢迎程度的方法。只要人们进入社交媒体并在那里留下足迹，就会被纳入这种量化的比较机制。

《社交网络》（The Social Network，2010）剧照。

除此之外，还有官方的榜单和排名，比如城市、大学和品牌的排名，以及媒体上谁都可以讨论的统计数字，关于收入，关于财产分布情况和学历分布情况等，所有这些都使社会性比较成为机制。

在这种情况下，个体被鼓励不断地将自己与别人进行比较，不论是收入或学历这样的外在指标，还是自己生活方式的“吸引力”。就这样，社会性、文化性的细微差别也变成了可视的，这在工业化现代是完全不可能的。在工业化现代，人们主要比较的是一些当地的、近身的社会元素（居住地、邻居、家庭），而那时的大众媒体——除了对大明星之外——对别人的生活世界只做有限的展示。显而易见，长时间持续的对比容易引发失落感，而失落感又会转化成悲伤甚至愤怒。尤其是“嫉妒”这种情感，是晚现代文化系统性生成的。

主体的主观心理体验，以及晚现代个体在评价生活的各个元素时，所产生的或积极或消极的情感，在当下有着极高的重要性，产生失落感的第四个机制就与它有关。“自我实现”文化让人的主观体验和心理感受变成了衡量生活是否幸福的重要指标，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以前的生活方式强调生活质量，更多地注重客观的、“物质性”的指标：收入与家庭声望所代表的社会地位、摆脱困境、履行社会义务、服从宗教或传统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工业化现代时期，要问一个人过得好不好，生活是不是符合标准，是比较容易回答的。一份相对体面的工作、一个稳定的家庭、有教养的孩子、一定程度的舒适和一些休闲活动，就是可靠的指标。然而，自从主观体验、真实感以及追求“自我实现”的愿望变得重要起来以后，对生活质量的评价成了一件困难又复杂的事情，而且还不好捉摸、飘忽不定。

《独行月球》（2022）剧照。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即使外部范式都“正确”，积极体验也不会自动发生：成功的、有趣的职业，有可能在某一主体眼中无聊至极；在外人看来某个家庭生活得很美满，而当事人可能对生活有疏离感，或觉得自己很累。也许有人进行了一次探险式旅行，怎么看都令人羡慕，而本人却觉得那是一次彻头彻尾的灾难。况且，主观体验经常是摇摆不定的，会随着时间发生变化：职业、伴侣、居住地，以前是“完美”的，但可能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渐渐失去了吸引力，却又无法立刻做出改变。持续不断的积极体验是很罕见的，但积极情感文化对不确定性却没有足够的理解。这一点，反过来体现为人们难以容忍事情还有两面性，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一种情感不能直接被判定为积极或消极，就有可能会被归到消极那一边去。

晚现代，个体对自己内心的体验和感觉极度敏感，这当然也意味着个体对自己负面的反应和情感（包括其他人造成的“困扰”或“伤害人的”行为）也更加敏感，而在情感不那么敏感的文化中，他们是不会注意到这些的。如果说“变得敏感”意味着识别能力的增加，察觉和“感知”越来越复杂结构的能力的加强，那么对于那些不符合愿望的东西，人的敏感度也会提高：比如伴侣惹人不快的性格，工作上与同事的交往中有些说不出的别扭，身体上或精神上说不出的波动。随着主体的体验成为核心，它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判定一个人生活得好不好，成功不成功，虽然享受幸福时刻的可能性增加了，但出现失望以及随之而来的哀伤、恐惧或愤怒可能性也增加了。

走出失落的螺旋？

要改变晚现代“成功的自我实现”的生活方式，有哪些办法？人们要怎样才能触发这样一种转变，转变可能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回到传统的（小）资产阶级文化中所谓的稳定、朴素和理性的状态，既无法做到，也不可取，因此需要考虑对晚现代生活方式进行批判性的发展。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首先应该关注那些可以直接影响社会方式的社会要素。可以对社会的经济化做一番检视，再确定有哪些基本的生活保障（比如医疗、住房和教育保障）可以通过国家调控（比如消除两极化劳动市场造成的尖锐的社会不公）提高其可预测性。要让社会去经济化，除了国家机关做出努力之外，也需要个人在自己的各种关系中付出努力。然而，有一个事实不能忽视：“自我实现”文化模式在很多方面不受社会调控或国家调控。虽然可以在不同方面调整外部条件，但能拿“自我实现”这种文化的心理内核怎么办？除了实现自我之外，还有其他东西吗？理论上，可以考虑两种策略，将来它们有可能破除“自我实现”文化，当前，心理疏导术就在讨论这两种策略：第一种策略注重自省，强调要承受矛盾冲突；第二种策略倡导远离自己的情感（消极的和积极的）。二者都可以被视作积极心理学的替代方案。

《土拨鼠之日》（Groundhog Day，1993）剧照。

如果有一种生活方式，它不认为矛盾和困境是无法解决的问题，而是要被接受的事实，面对它们，人们退一步开始反思，那么这种生活方式可以从某些精神分析的观点中获益。与积极心理学不同，精神分析从根本上认为，个体的生活就是包含矛盾的，这些矛盾无法解决，更不可能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在现代社会也是一样。例如，精神分析认为，面对失落所产生的悲伤感并不是一种病态的情感，也不是需要克服的东西，而是一种可以建设性处理的情感。对于欢乐与现实之间的反差，人们无能为力（弗洛伊德），对“它我”（Es）与象征秩序之间的反差，人们也同样无能为力（拉康，Lacan）。从这个角度来看，关键是如何处理这些悖论。精神分析可以在这方面与社会分析合作，社会分析强调一些矛盾面的社会条件，从而使个体对自己的处境有更全面的理解。如此一来，我们可以认识到浪漫主义-地位这对矛盾和主观体验的衡量标准所带来的影响，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完全解决这些问题。人们需要的是一种生活方式，在面对自己人生时，能够容忍事情的两面性，能够看到，现代社会对“进步”的崇信，无法直接反应在个体的生活中。

第二种策略是，减轻晚现代“自我实现”模式对情感的依赖。我们已经看到，热情推崇积极情感，不可避免地会引发负面情感，而处理这些情感往往困难重重。那又何必要把感情世界当作生活方式的核心呢？资本主义文化，尤其是工业文化对情感持怀疑态度，针对这一点，晚现代文化首先强调了情感对人生幸福的重要性，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面对无法避免的失落和负面情感，晚现代却提供不了答案。那么就可以有这样的应对策略：承认情感的存在，但在生活中不要依赖它，既不放任负面情感，也不（这不容易做到）放任积极情感。

以这种方式走出晚现代情感文化，对情感加以控制，与情绪保持距离，显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要走出“自我优化”的文化，“忍受”矛盾冲突，同样是巨大的挑战。因为在这两种情形中，人们所要处理的远不止深深根植于现代文化语码之中的对社会“进步”和“通过个人努力就可以获得幸福”这一理念的笃信。可以将晚现代“成功的自我实现”模式看作“追求幸福”（pursuit of happiness）理念的更高理想版本，因为主体要在自己的人生中体验到整个社会的共同进步。然而现在，不仅整个社会层面上经济增长已经遇到了瓶颈，主体也肯定会触到“成长极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种不那么容易陷入失落感的生活方式，考虑到身心资源的有限性，将是更加省力和可持续的。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转发。原文作者：[德]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摘编：罗东；导语部分校对：柳宝庆。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文末含《时间的刻度：新京报年度好书20年》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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