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理解他人的苦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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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我们可以理解他人的苦难吗？

Human Flow (2017)

如果一群挥舞着破碎语言的陌生人突然闯入你的生活，改变了曾经井然有序的一切，你会作何反应？在和他者偶然相遇时，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彼此的苦难？

燕妮·埃彭贝克 在《时世逝》中就讲述了一个这样的故事。退休的德国古典文学教授理查德过着平静而有秩序的生活。直到有一天，一群从战火袭扰的非洲越海而来的难民出现在他的世界中，扰乱了他的生活。“二战”的早年经验让柏林人无比珍视秩序，但作为一名东德公民，柏林墙的记忆从未远去，理查德清楚，他也曾在属于自己的国度中过着一种流亡的生活。阴差阳错间，他和难民们成了朋友，试图了解他们颠沛流离的过往，也深刻参与到他们正在发生的故事当中。

“是希望支撑着他们活到现在，而希望是廉价的。”

为了写作这本书，燕妮·埃彭贝克采访了十三位难民，把他们生活中的希望和绝望编织成了文字。在阅读时，燕妮特有的敏锐又克制的语言，像一根根钢针一样扎入我们的心脏，促使我们抛下傲慢的天真和无知，去看见并理解此时此刻他者的苦难。

身处一个剧变的时代，人类的命运前所未有地彼此相关。当战争在地球上制造出一座座火山，当巨大的绝望漫过愤怒之海，人们也在四面竖起高墙。但和平真的有可能独自存在吗？

这是燕妮留给我们的问题，而翻看这本书，才知道我们是否有勇气找到答案。

你来自哪里？

她又敲了二〇一九的门，打开。一张床靠着左边的墙，有个人坐在床上写字。这不就是理查德在奥拉尼亚广场上看到的那个骑单车的人吗？是个很年轻的男孩，留着野性的鬈发。管理员问他有没有兴趣和这位教授谈谈，他向后扬了下头表示同意，像一匹倔马。他把写满了德语单词的纸放在身边的床上，头顶上方的墙上贴着不规则动词表：gehen,ging,gegangne（去，去了，去过了）。理查德把屋里唯一一把椅子挪过来坐下，才看到旁边两张床上的被子下有人正在睡觉。没关系，管理员说，她看到他在迟疑，朝他点了点头，就出去了。这样没关系。有一瞬间，理查德突然被一个想法吓到：这些年轻人不得不突然之间变老。等待和睡觉。吃饭，只要钱还够，除此以外就是等待和睡觉。

《边缘状态》

你来自哪个国家？

他又用了“你”（du）。但这次可能是出于年龄的原因。这男孩差不多能当理查德的孙子了。他长得像理查德想象中的太阳神阿波罗。

Del deserto（来自沙漠），年轻人用意大利语回答。

墙倒后的第一个暑假，理查德和妻子去托斯卡纳上了好几期意大利语班。出于对但丁的热爱。

你为什么会讲意大利语？

我在那儿上了一年课。

在营地。说到营地这个词，男孩用的是德语。

在兰佩杜萨岛？

不，后来，在西西里。

阿格里真托的希腊神庙。那个骑着摩托车抢走了他妻子手包的男人。就像看一幅跨越两千五百年的透视画，能同时进入古典和资本主义的时代。他又重复了一遍那个问题：

你来自哪个国家？

我来自沙漠。

他要是知道撒哈拉到底有多大就好了。

是阿尔及利亚吗？还是苏丹？尼日尔？埃及？

Human Flow (2017)

理查德意识到欧洲人划分的疆界和非洲人毫无关系。不久前在地图册里查找各国首都时，他注意到了那些笔直的线，可直到现在他才觉察到它们体现出的专横。

我来自沙漠。没错。

可男孩突然笑了，可能是在笑他，然后说：来自尼日尔。

那么这一定是尼日尔房间了。在尼日尔住着哪些民族呢？理查德问：

你也是约鲁巴人？

不，图阿雷格。

对此他再次一无所知。倒是有一款车叫途锐。他曾听说过那里的男人戴蓝色面纱。别的呢？

父亲呢？母亲呢？

没有，没有父母。

没有父母？

年轻人又扬了一下头。可能代表是，或者不是。

你没有家人？

男孩沉默了。他凭什么要告诉一个陌生人，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父母？沙漠空间广阔，只要知道沙丘如何流动，就能从所有的沙地中认出一片沙地。他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否还活着。他出生的时候那里正在打仗。或许他的父母被尼日尔士兵活埋在沙地里了。或许他们已经粉身糜骨，或许他们被烧死了。到处都有人讲过这些故事。可能他也是从父母身边被拐走的。总之从记事开始，他就一直在做奴工。和骆驼、驴子和山羊待在一起，从早到晚。他为什么要给一个陌生人看他头上和胳膊上被所谓的家人殴打后留下的伤疤？当时他们想把他打死。他唯一的朋友是动物。

《边缘状态》

你是怎么来到德国的？

理查德晚上到家的时候，已经记不得那段对话是怎么开始的了。他不想再打扰那些睡觉的人。扫地的男人正在打扫无人居住的二楼，似乎他拥有这世上所有的时间。他们的谈话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长，理查德也无法解释到底为什么。

*

我朝前看，朝后看，什么都看不到。

我身上只背着五双鞋，偷偷地卖。一整天都在城里走来走去。我把最后的二三十双鞋低价转给了我的帮工。

我用挣的钱买了一大袋阿提非亚代（Athfiadai），听别人说，欧洲这边用它来制药。扑热息痛。

理查德头痛的时候会吃ASS，这是东德的阿司匹林，但不知道里边的有效成分是不是和扑热息痛一样。

我回家去找母亲和弟弟妹妹。我只能在那里待一夜，不能更久，房间太小了。我跟他们解释他们应该怎么帮我。他们四个一起去灌木丛采那种果实。看上去像一个小苹果，把它们风干，铺在地上，然后把果核取出来，再在太阳下晒两三天后，果壳也被风干，然后用臼把它们磨碎。最后得到一种黑色的粉末。这种果子很罕见，要做成粉末需要付出很多劳作终于，第二个袋子也满了，母亲把袋子寄到阿克拉给我。

理查德准备关灯上床。但他还是等这个瘦男人扫完沙发和书桌下边，等他把椅子从桌子上拿下来，然后将所有东西摆整齐。

我带着两个大袋子去了市场。

第一天没人来买粉末。

第二天也没有。

然后，第三天也没有。

之后我才知道，去年有几个商贩在袋子里装了外表类似的黑色粉末，欺骗买家。

理查德关上灯。但那个声音已经在走廊里等着他了。

我把袋子存放在一个朋友家，回家去和母亲和弟妹告别。我只能在那里待一夜，不能待更久,房间太小了。

最后剩下的钱，我一半给了母亲，另一半给了带我去利比亚的蛇头。

那是2010年。

扫地的声音其实很好听，理查德自问，为什么总是直接去拿吸尘器？

《非法入境》

我的钱只够到尼日尔的达克罗，剩下的是跟蛇头借的。我和另外几个人躺在一辆皮卡的夹层里，大家挨挨挤挤，空间还特别低，连翻个身都不可能。蛇头在我们藏身的地方塞了几块西瓜让我们维生。

我在的黎波里的一个工地上干了八个月，只为还清欠蛇头的钱。等我的债终于还清，战争爆发了。我们无法离开工地，周围能听到枪声。最后，那个一直给我们送饭送水的男人也不来了。我们忍了三天，只好出去。街上空空荡荡。没有外国人，也没有利比亚人。一个人都没有。然后，我们在夜里搞到一艘船。一个朋友借给我两百欧元，作为去欧洲的路费。

我从西西里的营地往阿克拉打电话，那个帮我收着两袋子粉末的男人告诉我，东西怕是已经坏掉了。

好吧，我说，扔掉吧。

这个瘦男人开始扫楼梯了。和他之前在母亲那儿看到的不同，他是一阶一阶从下往上扫，上一个台阶的灰尘会落到刚扫过的台阶上。

我在意大利难民营的时候，每个月能拿到七十五欧元，我把其中的二三十欧寄给了母亲。

但一年后难民营关闭了。他们给我们每人五百欧元。就这样，我开始在街头流浪。我去火车站，想在里边睡觉。一个警察把我叫醒，把我赶了出去，因为我没有车票。

我在外边遇到一个喀麦隆来的人。他说，他有一个兄弟住在芬兰。我们给他兄弟打了电话。是的，我可以去芬兰，住他那里。

我去了芬兰。但喀麦隆人的那个兄弟再也没有接电话。

我在芬兰的前两周都睡在街上。

那里特别特别冷。我又回了意大利。

我在路上背着一个背包。后来扔掉了一双鞋和一条裤子，因为包实在太重了。

我一共在意大利待了一年零八个月。

之后我就来了德国。

当时我的钱全花光了，那五百欧。

我朝前看，朝后看，什么都看不到。

《非法入境》

你怎么联系家人？

我可不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在第四个降临周来临前，理查德问阿波罗。

可以啊。

你为什么用得起这么贵的能上网的手机？

我没有家人啊。我不需要给任何人寄钱。

理查德看到冰箱里那个用锡纸盖着的盘子还在。它两周前就在那儿了，上次理查德问他里边是什么，阿波罗揭开锡纸给他看，是他做的饭。盘子里盛着类似古斯米的东西，一小份，只吃掉了四分之一。理查德不禁想起一大份堆得很高的菜，是他过来做客时伊桑巴盛给他的。

这能吃好几天了，阿波罗说。

就这一盘？

对。吃太多的话，就变成婴儿了。

变成婴儿？

会被惯坏。

明白了。

没人知道会发生什么。很有可能又要过没吃没喝的日子，到时候得挺过去。

理查德曾经在电视上看到一个纳粹时期生活在柏林的犹太女孩，她已经知道自己不久后就要被流放到东欧，于是她在零下十二度的天气穿着单鞋而不是靴子去学校—为了去波兰，我要锻炼自己，她在给父母的信里这样写道。两天前，阿波罗给他看盘子里只吃掉四分之一的一小份饭时，理查德就想到了她；那个餐盘就像一张表盘，阿波罗每天吃掉一刻钟，此刻理查德看到它依然在那里，再次想到了她。

我没有家人。我不需要给任何人寄钱。

理查德从未见过阿波罗喝除了水以外的饮料。水龙头里的直饮水，不带气。这里的男人从不喝酒。没人抽烟。没人拥有自己的房子，甚至没有自己的床，他们的衣服来自捐赠。没有汽车，没有立体音响，没有健身房的会员，没有郊游，没有旅行。他们没有妻子，没有孩子，甚至不指望有。事实上，所有难民拥有的只有手机。有的屏幕已经裂了，有的是比较新的型号，有的能上网，有的不能，总之每个人都有一部。Broke the memory（掰断记忆），特里斯坦跟理查德讲过，在利比亚，士兵是如何掰断所有俘虏的手机卡。

明白了，理查德说。

特里斯坦说，我父亲的朋友有可能还活着，可能逃到布基纳法索去了。一个熟人给他发过一条信息。确实是同一个名字，现在他希望这个熟人能搞到这个男人的电话号码。布基纳法索。要是我父亲的朋友真活着的话……特里斯坦说到这里便停下了。

拉希德说：我和我妈妈十三年没见过面了，有时候，我们只能用脸书打电话。她有电脑吗？她没有，是一位邻居的。拉希德要打这种电话的时候，用某种姿势坐着，这样母亲就看不到他眼睛上边的疤了。你怎么样，儿子？很好。有时候她打给我，我不想接——两年了，我要对她说的话从没变过。

我还帮卡里尔在脸书上找他的父母，有两年了，拉希德又说。最近他又坐到我房间哭。理查德想起卡里尔画的画：一艘船，像一弯浅浅的新月，船下是很多很多水。

每一次造访，理查德都感到对这些人来说，比起他们身处其间、等待未来降临的某个国家，在无线网络中更有家的感觉。跨越大陆的由数字和密码组成的网络，为他们永远失去的东西，也为那个未能到来的新起点提供了补偿。属于他们的东西是不可见的，凭空造出的。

《中央车站》

拉希德是看到我的手机才认出我的，瘦男人说。他的手机是廉价的塑料壳，用胶带缠着，粉红色，那是个被丢弃的女孩款式的手机。在兰佩杜萨我就拿着它，快三年了，他把手机举高。不过现在有时候会接触不良。他通讯录里有意大利、芬兰、瑞典、法国、比利时的号码，和他一样，都是在欧洲游荡的非洲朋友：有的来自加纳，有的是在利比亚的工地上一起干活儿的，有的是和他乘一艘船来欧洲的，还有他在兰佩杜萨岛的难民营、火车站和某个福利院里认识的人。由于没有工作，所有朋友都没有房子，没有能登记的住址，他们临时证件上的姓名也都只是囫囵转写成拉丁字母的。

要是没有电话号码，怎么重新找到他们呢？

瘦男人今天没有拿扫把，他靠着阳台门，背后的黑色矩形挡住了白天被理所当然地叫作花园的地方。

刚到欧洲时，我和我最好的朋友决定各走各的路，他说。我们的考虑是，如果我们中有一个人走运了，至少能帮助另一个。

理查德想起了小时候很喜欢的格林童话，在那些故事里，兄弟们被父亲派往四方，寻找各自的幸福—他们要找到一位美丽的公主，解决难题，然后赢得遗产。有时候，兄弟们往四个方向射箭，跟随箭矢的方向出发。有时候，王子们在十字路口分道扬镳。还有一些故事里，父亲将儿子们送上马背，大儿子骑黑马，二儿子骑栗色马，小儿子骑白马，他们策马而去，要去天地间证明自己。然后有一天，他们回家了，行装里带着他们斩下的恶龙头颅和黄金，他们已经成为男人，身前的马鞍上坐着他们的新娘。有的故事版本中，他们在外被诅咒，在一片陌生的森林里被变成了动物或石头，或不能说话，或被女巫分尸了煮汤，等待其他兄弟前来解救。在这些童话中，世界总是从分岔路口开始的：故事从那一点开始，走向北、南、东、西。在这些童话中，拯救总会出现。当剑锋开始生锈，你们便知道我有难了。王子们不需要护照。理查德想，就在不久前，外出寻找幸福还是一个德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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