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反思社会学之现状：问题意识、跨国经验与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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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圆桌｜反思社会学之现状：问题意识、跨国经验与分析工具

【编者按】我们正处在一个快速变迁的世界。在社会科学界，我们观察到问题意识似乎悄然发生着转变，过去流行的分析工具开始被更多地批评和反省。在具体的知识生产中，跨国的经验和理论对话正在遭遇新的阻力，年轻学人的成长和实践面临着新一轮的迷惘和挣扎。几个月前，随着香港大学刘思达教授在北大社会学刊创刊号上发表《二十年目睹北美社会学之怪现状》一文，这些议题在过去几个月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争辩。城识编辑部中国人民大学的赵益民教授、北京大学的程莹教授、同济大学的唐敏教授、香港理工大学的战洋教授，与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博士候选人刘烨、荷兰莱顿大学在读博士生杨一萌围绕这些议题展开讨论。本文为城识编辑部与澎湃新闻合作刊发的文字稿。

1. 现代性还是不平等？反思社会科学的问题意识

一种批评声音是，70年代后，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学的核心关切逐渐从“现代性”滑向了“不平等”问题。（西方学界）在“政治正确”的笼罩下，更多人只讨论具体的社会不平等现象，而放弃了社会学传统中对现代性的理论追寻。

真的是这样吗？中国学术脉络的变迁是怎样的、有何不同？针对中国社会的问题意识应该是什么？中国的问题可以和更广泛的西方学术脉络产生对话吗？

刘烨：在社会学界，“不平等”的问题其实是多年来美国社会学界早已形成的、高度规范化的核心议题。一个是不平等，一个是社会运动，以及相应产生的大量相关的量化研究。所以我觉得，这和他后面所谓的左倾之间是没有必然联系的。

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比如说新学院（New School）的社会学在北美是非常非主流的。它延续了欧陆的传统，基本上是在社会理论——而非社会学理论——的框架下讨论，而不怎么触碰经验研究，更不必说量化研究了。

而且，一个学者研究不平等，并不表示他有多么强烈的支持所谓社会平等。像社会分层这样的研究可能是一个描述性的研究，也可以是去政治化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具体来看，直接把不平等研究和所谓的左派声音的扩大划上等号毫无必要。

刘烨：进一步看，今天所谓西方的“政治正确”或所谓左派，其实是保守人群首先喊出来的。在真正的政治光谱上，这群人可能不一定是真正的左派，但是被右翼定义为左派，并和右翼形成了镜像关系，右翼也是通过定义对方而被定义的。所以这些概念成为了一个空洞的能指，变成一个扁平的、同质化的东西。两拨人越来越两极化，越来越成为一种自我认同的建构。

唐敏：我比较好奇，在北美社科的圈子里，其他的中国学者对这篇文章是什么反应？

杨一萌：就我的观察而言，确实大部分持反对态度。但我觉得关键点是从现代性向不平等的转变，以及针对这个转变，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发问？可能不同立场有不同的观点。

比如像刘思达老师提供的是一个保守的立场。我觉得特别要注意的是，他所说的左派是什么？实际上他讨论的是60~70年代后进入学界、致力于推动社会改变的他所谓“革命小将”的这样一批人。他把这批人叫做左派。

刘烨：从现代性到不平等的主题转变，是不是确实发生了？我不认为是这样。

美国社会学曾经对所谓现代性有过核心关切吗？真的没有。甚至可以说，美国社会学就是建立在对现代社会学的拆解上的。现代性从欧洲社会理论起源，之后流向美国，然后不断适应美国，适应了一个工业民族的社会语境，在这个适应的过程中，大量的理论被扁平化处理了。北美社会学总体来说不是不够理论，而是在根本上反理论。作为一个概念范畴的“现代性”是不入其法眼的，尽管它还是会讨论现代社会的种种现象。

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美国成为了一个近乎是人类历史上最纯粹的工业化社会。它基本上没有经历过农业时代。它是一个如此单调，但又如此奇迹般地在现代工商业规则上展开的一种社会生活。美国人对他们社会生活的理解，和欧洲偏向人文化、理论化的路径是有很大不同的。我们是在今天把美国归结为是现代性工业社会，但在当时，这不是他们的自觉。

战洋：这个观察我是同意的。我和赵老师应该是同一代人。我们2000年初期在北京的时候，现代性问题对于中国知识界来讲是个核心议题。我们当时读理论，很多时候是从后现代理论进入，但在我们脑子里始终有一个现代性问题作为核心参照系。从这一点来看，反而欧洲跟中国有很多可以衔接的地方。我猜测当年可能一代年轻学生都是受相关议题影响。他们现在30到40来岁，但问题意识是在当时中国脉络下形成的，而不是受美国训练的结果。

赵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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