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虎堂：日本江户时代儒士汉文白话小说述论

中国有着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文明，涵盖了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人物和文化遗产。其中包括儒家学说、道家思想、法家理念、兵家策略等传统文化思想，如《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等经典著作，以及故宫、长城、兵马俑、秦始皇陵等世界文化遗产。此外，中国的节日习俗、民间艺术、饮食文化、婚丧礼仪等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活知识# #历史文化#

原标题：孙虎堂：日本江户时代儒士汉文白话小说述论

近些年来，主要针对日本、韩国和越南三国的东亚汉文小说整理与研究成为一个学术热点，较之韩国、越南方面而言，学界针对日本汉文小说的工作进展相对滞后，这让人们对此部分小说的数量、类别及创作水平等问题认识不够清楚。

《日本汉文小说研究》

有鉴于此，笔者近年来专赴日本实地调查，发现其作品文献收集还有较大可供发掘的空间，不少小说的创作质量也比较高，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这些小说分文言与白话两大类，白话作品数量较少，但创作水平相对较高，应作为我们关注的重点。

据笔者访书所得，白话作品现存二十种左右，其中十余种出自江户（今属东京）、京都儒士之手，其他则为长崎港的唐通事（汉语口语翻译）所作。在本文中，笔者将专门针对儒士汉文白话小说做一番考察。

一、儒士汉文白话小说的创作语境：唐话学与稗官学的流行

江户中后期的儒士汉文白话小说是在江户、京阪（京都和大阪，也即当时所谓的“上方地区”）等地儒学界盛行唐话学的文化语境中出现的，此类创作也是当时以译解和研究入日中国白话小说为中心的稗官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荻生徂徕与唐话学

唐话学兴起于长崎，德川幕府从统治初期便开始实行锁国政策，此地被确定为日本与中国、荷兰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几乎唯一之口岸。彼时，赴日通商的中国人主要来自南京、宁波、福州、漳州、泉州等地，他们所讲的汉语口语即被称作“唐话”。

除中国商人之外，在长崎会说唐话的还有唐通事和黄檗禅僧两个群体。唐通事是一群通晓唐话、日语两种语言且能处理各种贸易事务的专职人员，其由幕府出于中日贸易之需而培养使用，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为明末清初避乱赴日的福建、江浙人及其后裔，而黄檗禅僧则是十七世纪后半叶从福建、江浙来崎弘法的一批禅宗僧人。

前者口中的唐话以南京官话为主，兼有杭州、宁波、福州、漳州等地的方言，多商贸洽谈和日常生活用语，专用于职业交际；后者所讲唐话以南京官话为主，多佛教用语，主要用于诵经，兼及日常问答。

《日本汉语教育史研究：江户时代唐话五种》

由于唐通事和黄檗禅僧在长崎社会生活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因此习唐话、诵唐音成为当地一种受人关注的文化活动，并吸引着来崎游学的以儒士为主的各类文化人士。儒士习唐话，与两个因素相关：

一方面，江户时代在日本流行的《近思录》《朱子语类》《六谕衍义》《明律》等朱子学著作、儒学普及书籍和法律书籍含有大量白话语汇，而《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三言”等文学书籍则直接由白话写成，因此儒士们如果没有白话这种书面语的语言素养则无法读解或欣赏它们；另一方面，中国宋元以降与口语基本一致的白话书面语的语汇基本上来自江淮方言及以其为基础的南京官话1，也即唐话的主体部分。

由此来看，儒士习唐话、诵唐音既出于文化心理上“追新”之需要，更重要的是为了助益治学和文学娱乐。

唐话学习和研究活动起初局限于长崎一地，后来随着众多游学的儒士回归江户、京阪以及长崎本地之僧俗唐话通们东上这三地，其影响渐次扩大，演变成后世所谓“唐话学”的文化风潮。

《日本近世儒学家荻生徂徕研究》

在此过程中，荻生徂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徂徕早年即嗜唐话，后来又在出仕期间受到了幕府上层人士热衷唐话之风的影响，进而主持开展了有组织的唐话学活动。

彼时，德川幕府五代将军纲吉的宠臣柳泽吉保好禅，因其与精通唐话的黄檗禅僧高泉性潡、千呆性安、悦山道宗、悦峰道峰等人频繁交往，故对唐话产生强烈的兴趣。在吉保的府邸之中，唐话作为一种富于时尚感的新知识而受到推崇，其门下儒臣多有习之者，仕于柳泽藩邸十余年的徂徕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

正德元年（1711）二月，徂徕梳理自己早年设帐讲学的经验，编刊了《译文筌蹄初编》（包括卷首、卷一至卷六）一书，提出从唐话学习入手的“学问之法”，当年十月又组织门人服部南郭、太宰春台、山县周南、安藤东野等人结成了专门开展唐话学活动的“译社”，这无疑对江户等地的儒士学习唐话起到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徂徕作为儒学名家，其倡导唐话学的主要出发点是助益治学。彼时，大部分人因汉语程度不高而无法直接读解汉文典籍，而是使用“训读”法来阅读包括儒学书在内的各类汉籍。所谓“训读”，就是施训者保留古汉语书面语文本的书写形态，通过添加返点、送假名等训点符号，将原文加工成日语语言思维模式下的“書き下し文”，以此帮助人们在阅读过程中理解原文的大意。

换个角度言之，训读的实质是变直接阅读为“译读”。但是，由于汉语和日语之间在字音、词义、语法等层面差别很大，所以“書き下し文”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原文。

针对这个问题，徂徕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他认为汉语、日语属于“体质”不同的语言，训读“配和语于华言”，“不可得而配焉”（荻生徂徕《译文筌蹄初编》）。

《译文筌蹄初编》

他提出“先为崎阳之学，教以俗语，诵以华音，译以此方俚语，绝不作和训回环之读”3的“学问之法”。“俗语”即指“唐话”，而“教以俗语，诵以华音”是说通过教授学生唐话，让他们掌握汉语发音，进而在保留文章书写形态、结合字词训诂的同时使用唐音直读原文，以达到全面遵循汉语语言思维模式的目的；“译以此方俚语”是指将原文译为当时通行的日语，理由是其词汇更为精细丰富，同时又“平易而近于人情”（荻生徂徕《译文筌蹄初编》）。

在此基础之上，徂徕甚至希望学习者能够越过“译”的环节，在唐音直读的同时“以目代耳”去看，以一个中国人的思维和心态去理解原文的深层意涵。然而实际上，徂徕的这一提倡颇具理想色彩，其所期望达到的目标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过高，因此实现、推行的可能性亦极小。

不过，尽管徂徕的“学问之法”最终未能推行开来，但他所组织的相关唐话学活动却在当时儒学界产生了相当的示范和辐射作用。

《唐话纂要》

例如，在“译社”开展教学活动的十三年间，其“译士”（唐话讲师）冈岛冠山在日常教学积累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唐话纂要》、《唐话类纂》、《唐译便览》、《唐音雅俗语类》、《唐语便用》等唐话教本，这为普通儒士学习唐话提供了基本保障。

冠山晚年主要在京都、大阪讲学，其间与著名儒士冈田白驹、古义堂诸儒皆有交往4，他的活动为京阪唐话学的兴盛提供了一定的助力。如此一来，经过徂徕、冠山等人的鼓吹和实践，唐话在江户中期的江户、京阪儒学界流行起来。

（二）冈岛冠山与稗官学

基于唐话和白话书面语之间的密切关系，江户时代的唐话学习和研究总离不开以小说为主的中国白话文学书籍。

唐通事在习唐话的进阶阶段主要通过阅读《今古奇观》《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等白话小说来提高语学水准，他们在初级阶段所使用的《译家必备》《养儿子》《二才子》等家学教本中也有一些白话语汇来自小说作品，《琼浦佳话》甚至直接呈现出白话小说的面貌。

冈岛冠山在当时以超常的唐话素养而闻名，这与其大量阅读中国白话小说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此外他在编写唐话语学书籍时也参考了唐通事家学教本，其中就包括从白话小说书中选择语料这一方面，他甚至在《唐话纂要》中编排进了自己写的两篇白话短篇作品（下文详论）。简言之，白话小说书籍不仅是唐话学习的辅助教材，还是唐话语学书籍所用语料的一个重要来源。

进一步说，由于能够集语言学习和文学娱乐于一身，中国白话小说书被唐话学习者看作钟爱的文学读物。在当时，儒士若能操唐话且谙白话小说，则常常会被人们视为称羡的对象，京都古义堂学派的田中大观便是最典型的代表；换个角度说，唐话学习与白话小说阅读之间乃是一种联系紧密且双向促进的关系。

《中国古典小说在日本江户时期的流播》

也正因如此，江户的荻生徂徕曾提出过将白话小说经典《水浒传》当做唐话学习教材的主张5。在此语境中，江户、京都儒士阅读、译解白话小说蔚然成风，时人称之为“稗官学”。

稗官学的重心在京都，这主要是因为京都距离黄檗宗总寺万福寺很近，赴日禅僧往来频繁，人们学习唐话的条件比较优越，阅读白话小说的风气较为浓厚。

以此为背景，冈岛冠山、冈田白驹及古义堂诸儒对《水浒传》的阅读、研究和译解活动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翻译方面，作为《水浒传》的首部译作，冠山的训译本《水浒传》于享保十三年（1728）刊行之后，似乎并没有引起普通读者的过多关注，但其二十余年后问世的《通俗忠义水浒传》（1757年刊）在儒士圈中影响较大，效仿之作《通俗醉菩提》《通俗赤绳奇缘》《通俗平妖传》等纷纷涌现6。

后来，读本小说大家曲亭马琴认为冠山的译文过于模仿汉文的调子，不易为普通读者所接受，于是和画家葛饰北斋合作编译了《新编水浒画传》，推动了普通读者中“水浒热”的兴起。

《水浒传在日本》

责任编辑：

网址：孙虎堂：日本江户时代儒士汉文白话小说述论 https://www.alqsh.com/news/view/7570

相关内容

孙虎堂：日本江户时代儒士汉文白话小说述论
成玮评《日本汉文话丛编》｜日本汉文章学的轮廓
东巴文汉文合璧《创世纪》知识库发布
【单向历】3 月 25 日，宜舍近求远
日本为“花柳街”办展引争议，主办方回应：不会让歧视女性的历史重现
日本华人亲子团赴京都开展黄檗文化研学
汤素兰长篇小说《绣虎少年》研讨会在京举办
王一博荣登日本杂志头版，日媒预言2024将是他的时代到来
日本“旅情推理小说”第一人西村京太郎魅力何在？
此刻，一个能听懂白话的人已经笑得直不起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