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侠共济的徽人精神-从《太函集》入手，探析汪道昆的士商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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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汪道昆，就不得不提到“儒侠”“士商”这两个关键词。汪道昆，商人世家出身，自幼学儒，年盛为官，招募义乌兵与戚继光一同抗击倭寇，晚年又致力于改革弊政，强化边防。归乡之后，又创立新安诗派。商—儒—士—侠—诗，一生波澜壮阔，不愧为一代传奇。

其所著《太函集》120卷，《太函集》对于徵学研究和明代经济史研究，有着特别重要的价值。这一点经过日本学者藤井宏氏《新安商人研究》一书的广泛徽引和揭示，业已得得到学界的共识。又因汪氏曾任抗倭名将戚继光的监军，后又官后部侍郎，集子中不少篇章对于研究抗倭斗争历史和晚明军事，特别是有关保定和蓟辽防务，其史料价值同样甚高。

一.儒与商之矛盾统一

汪道昆名言“良贾何负闳儒”历来争议甚多。一种观点以此为明朝商人地位提高以及与士商融合之证据，另一种以此为明朝商人承担社会责任、维持社会道德方面不亚于传统儒家知识分子。不管怎样，儒与商在当时很长一段时期内，是一定程度上处在对立面的矛盾体，但在汪道昆身上得到了统一，这可能与他的徽商出身相关。

1.从明朝商人地位提高以及与士商融合的角度来看

《太函集》中说道“吾乡左儒右贾，喜厚利而薄名高，纤啬之夫，挟一缗而起巨万”，“左儒右贾”，可以认为是商人地位提高的一个重要佐证。古代以左为下，以右为上，“左儒右贾”就是“轻视儒生，重视商人”的意思。但是，不能因此就认为，当时商人地位已经高于儒生。

中国古代历朝历代儒家思想为主的统治体系当中，商人的地位从来没有高过儒生，这基本是一个公认的社会规则。那么汪道昆为什么会说出这种看似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事实的话呢？

查阅《太函集》可以知道，明朝官吏腐败、官商勾结的情况并不罕见。而观察当时商人的资本构成可以知道，官僚资本也是商人资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太函集》卷四十《儒侠传》，记载国子监学生嘉谊把全部资金授予商人方景真以从事商业；卷四十五《明承事郎王君墓志铭》中有“诸豪贾借资贵人”等等。可以知道，尽管汪道昆对官商勾结是一种批评的态度，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他不得不承认这是徽商中的一种常见现象。

所以，“左儒右贾”的含义，结合时代背景来看，就可以发现：“乡人”们所轻视的儒生，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而是那些“名高”“德虚”的知识分子，暗讽那些腐败的官僚；相比之下，尊重商人，是因为商人们赚钱有一种“白手起家”“劳动积累”的含义。商人凭借自己的劳动所得，取得了一定社会地位，也和汪道昆所在的徽商群体吃苦耐劳的品格特征相符合。

因此我们可以还原一下真相，汪道昆所在的徽商群体，依靠数个世代的勤恳劳动，从一无所有白手起家，终于拥有的可观的财富体量。但在这时，一部分腐败的官僚群体要求对徽商“注资”，将徽商当成他们变相攫取人民利益的工具，因此徽商群体开始“左儒右商”，鄙视腐败官僚，赞赏勤恳劳动。这样看来，汪道昆这番话实际上既符合逻辑，又符合事实。矛盾点达成了统一。

2.从明朝商人承担社会责任、维持社会道德方面来看

现代社会，商人们往往在拥有了一定财富之后，选择通过慈善等方式反哺社会。不过，在当时的时代，一部分明朝商人可能是通过完全不同的方式反哺社会。

《太函集》记载：明代徽州商人佘文义“置义田以养族之不给者，义屋以居之无庐者，义塾以教族之知学者。……捐四千金建石桥以围水口，以利行人，年逾八十而行义不衰。”佘文义显然是一个热爱慈善事业的人，他的行为模式和现代人也非常相似。

但是，仔细查阅《太函集》就可以发现，血缘乡党关系在徽商的资本构成中，占据了非常高的比重。例如在汪道昆《先大父状》中可以看到，“诸昆弟子姓十余曹，皆受贾”，也就是说，汪氏商业的开端，就是一个“公及子弟十余人”的家族企业。不仅如此，在古代中国各个行业，血缘乡党关系都占据了非常高的比重。

所以，动辄数代人经营的徽商，维系一个宗族的道德和责任，也就是在一小片地区承担社会责任，维系社会道德。因为，经历了数代人，宗族子弟数量已经可以覆盖一小片地区。在这种情况下，血缘乡党已经和乡村自治紧密结合在一起了。

此外，徽商对个别地区的影响力已经大到了不可忽视的地步。在百姓心目中，其信用水平可以和儒家知识分子相当，而且出于“现实的社会策略”，百姓选择让徽商承担一部分维系道德的重任，也是和他们的切身利益相关的。矛盾点达成了统一。

因此，在儒与商之矛盾这一方面，二者在汪道昆的身上达成了统一。

二.侠与士之矛盾统一

1.“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汪道昆与民族英雄戚继光一起抗击倭寇。是一段英雄的历史。

汪道昆非常珍视与戚继光合作的时光，在《太函集》中讲了一件事，他有一把戚将军的宝剑，视若珍宝，一日仓库失火，幸得小儿抱剑而出，使得宝剑免于火灾，他因此重赏了小儿。

戚继光在其《止止堂集·横槊稿》中也佐证了他与汪道昆的交往。“初继光以明命自浙至，适新安汪公整饬兵备。公时进继光，谈东南事意甚合，又相与乞师于浙闽，至今赖之。”

实际上，从汪道昆就任义乌县令开始，他就一直在组织、训练民兵，对抗日本海盗的侵扰。后来任福建副使时期，与戚继光合作抗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汪道昆在为“侠”这一点上，是一个典型。他的《太函集·儒侠传》也被后世奉为经典。“侠”与“士”在这位徽商子弟的身上，得到了统一。

2.“侠”的梦想，与“士”的现实

不过，侠与士的冲突，却是不可避免的。明朝官吏的腐败，并不仅仅是某一个官员的道德品质问题，而是一个制度问题。我们都知道，腐败问题最终影响到了明朝的生死存亡，令后人扼腕叹息。

想要改革体制，对一个封建社会而言，谈何容易！不过，汪道昆晚年改革兵弊制的决心，早已存在。身为徽商子弟，他非常清楚旧的体制只是一种选择，商业的发展就可以改变旧的“儒生为道德维系者”的体制。

汪道昆在《边务疏》提出，建筑防御工事是非常有效的御敌方式，而在《经略边境疏》中，又提到边防工事并非一劳永逸，应该“修举实政，简练部伍”；《太函集·疏和议》中他又提出了“赏罚分明”“择贤而用”的思想，认为这样才能治标治本。

不过，优秀思想的提出通常都不是最难的，之后的执行过程才是最难的。要想做到“赏罚分明”“择贤而用”，就不得不得罪复杂的官僚群体。此外，面对繁复的明朝制度，他提出了“便给发”等类似于简政的措施。

要想做到“赏罚分明”，那就必然会得罪一些“官官相护”“拉帮结派”的官僚，触动他们的利益。但如果不“赏罚分明”，就做不到“择贤而用”。所以官僚体系是必须要整治的对象。

但是，在腐败官僚之“士”面前，民族英雄之“侠”不幸折戟。其结果就是，汪道昆因此受到了两次弹劾，被迫“退休”。事实证明，腐败是比倭寇更加凶恶的敌人。

也就是说，在当时面对复杂的制度改革，如果强力去推行，汪道昆必然会自身难保。面对艰难的现实，汪道昆做出了妥协，由彻底改革的理想主义，变成了“杀一儆百”的现实主义。

在晚年，汪道昆被二次弹劾后，但仍然不辞辛劳亲自前往海防线进行视察，写出了《备倭议》提出包括练劲兵、杜从逆、谨收保、审机宜等在内的十多条措施，形成了系统的海防思想。虽然在仕途上最终失败，但在“为国为民”这一点上，汪道昆并没有失败。

三.结语

汪道昆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文学家，民族英雄，并且为徽商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太函集》描述了当时社会，徽商对社会责任和社会道德重要的维系作用，也客观展现了商业发展对“官本位”的传统思想的冲击，提出了很多军事、体制改革的思想。并且，可以认为，徽商的出身，跟汪道昆后来致力改革的主张不无关系。

从汪道昆波澜壮阔的一生来看，无愧于“儒侠”之名。他既是儒生，也是抗击日寇的的民族英雄，更是以一己之力对抗腐败官僚的大侠。可以说，英雄如此，无愧于民。

参考资料：

1.《“良贾何负闳儒”本义考——明清商人与士商关系问题研究再思考》梁仁志

2.《新安商人研究》藤井宏氏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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