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只信神灵不信人”

发布时间：2023-12-07 1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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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现代人，“只信神灵不信人”

《宇宙探索编辑部》

“我佛慈悲”，大概是大家都不陌生的一句用语。

在中国的语境里谈“慈悲”，我们很容易联想到佛教的一些特定符号，比如阿弥陀佛与观音菩萨的形象，以至于在东亚文化圈里有一种流行的说法，那就是“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

阿弥陀佛一般扮演的是生命终点处的引领者角色，也就是给予那些对此生感觉绝望的人前往极乐净土的希望。而与此相对应的，观世音菩萨似乎更多带有消灾免难，逃脱人生困境的符号色彩。

而这也是为什么在漫长的历史变迁过程中，虽然多数佛教徒并不了解深奥的佛法义理，但佛教却在东亚的文化土壤里深深地扎下根，成为普通民众的深层信仰心理。

以至于今天的年轻人，一旦对未来感受到不确定，也会自然地进入寺庙祈福。无论他们心目中的幸福是物质财富，还是精神的安宁，至少他们会直觉地认为，佛与菩萨至少代表着包容与无私，这当然与佛教这两千年来所建构起来的“慈悲”形象有密切关系。

今天的文章中，佛学研究者成庆将与我们讨论佛教眼中的“慈悲”，究竟是什么？

讲述| 成庆，上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来源| 《人生解忧：佛学入门40讲》

观音菩萨的慈悲形象

从观音造像及绘画的流变史来看，在早期的敦煌绢帛画中，观世音菩萨其实是有胡须的男性形象，比如著名的引路观音菩萨。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比如民间宝卷文学的大量兴起，女性形象的观音开始成为主流，直到今天，一般人几乎都默认了观音的女性形象特质。

观音菩萨之所以转化为女相，在学术界有过很多探讨。当然，一种最容易令人接受的解读是说，中国人对柔软的、女性化的形象向来比较有好感，觉得更易让人接近，这些因素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观世音菩萨的形象，于是逐渐弱化菩萨的男性特征，变成易被百姓接受的慈悲柔和的形象。

大家如果去过观音道场普陀山，或许会对那座矗立在海边的南海观音像印象深刻，这座1997年竣工的菩萨像，就是符合一般中国人心目中的典型女相观音形象。

那么，观音菩萨的“慈悲”到底有什么特征呢？我们可以从一部重要的佛教经典《华严经》中看到观音菩萨的自白。善财童子前来参访求学，询问什么是“大悲法门”时，观音菩萨这样回答道：

善男子！我修行此大悲行门，愿常救护一切众生；愿一切众生，离险道怖，离热恼怖，离迷惑怖，离系缚怖，离杀害怖，离贫穷怖，离不活怖，离恶名怖，离于死怖，离大众怖，离恶趣怖，离黑暗怖，离迁移怖，离爱别怖，离怨会怖，离逼迫身怖，离逼迫心怖，离忧悲怖。复作是愿：愿诸众生，若念于我，若称我名，若见我身，皆得免离一切怖畏。

观音菩萨的“大悲”是愿意救护一切众生而永不歇息，众生所遇到的种种苦难，观音菩萨都愿意前来相助，使得免于恐怖畏惧。每每读到这段经文时，我都会发自内心地感动，因为在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了要为“自己”考虑，注重“自己”的感受，越来越少听到这一类彻底“无私利他”的表述。

这当然和20世纪种种理想主义乌托邦思潮的破灭有关，让很多人都不再相信某种高调的利他主义，加上市场经济和个人主义的思潮，使得我们的确在“利益交换”的逻辑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却感到精神上的孤单与无助。这一方面是因为缺乏社会性的互助机制，更重要的是，我们无论在社交媒体上还是日常生活中，往往很难感受到“利他”的社会氛围，反而都在不断讨论如何防止被碰瓷、被欺诈。

这种“防备性心理”只会使得我们进一步退缩到个体的生活范围，怨叹社会的冷漠与他人的自私，从而演化为“只信神灵不信人”的心理怪圈。

《大佛普拉斯》

而当我们谈起“大慈大悲”时，佛教的本意并不是要我们去祈求那些端坐寺庙莲台的佛菩萨的护佑，而是借助那样的形象，让我们去领会、去感受乃至去学习经文中观音菩萨所表达的慈悲。

但是一般人显然容易会误解，因此民间通常对于观音菩萨的赞美词汇都是“寻声救苦”、“千处祈求千处应”之类，也就是将我们自己视为被拯救的众生，期待菩萨的救度与抚慰。毕竟，菩萨的“大悲心”与平常人的“同情心”，存在巨大的差距。

比如我们平时遇到乞讨的人，或许会有一些恻隐之心，但如果这种现象见得多了，你还会保持这样的恻隐之心吗？恐怕很难。

因此，一般人的悲心往往都是所谓的“露水悲心”，忽隐忽现，因为我们始终带着“我”与“众生”的对立分别，虽有同情、恻隐的成分，但仍免不了计算得失，很难做到平等对待一切生命，对于别人的“善意”往往也是有限度、有前提的。

当我们看到他人陷入苦境，感觉好可怜，想着还是帮一下吧。可是当对方提出一些过分要求的时候，就会觉得不耐烦，甚至还会怨怪、嗔恨对方。

在一些极端情况下，很多平凡的人也能够暂时做到忘我、舍我。比如看见有人落水，会马上跳河救助，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表现出一种伟大的“忘我”精神。但这往往是在某些因缘下被激发出来的无畏，多数时候都很难持续。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一些“英雄沦落”的报道，他们曾经不顾一切救助他人，但是时过境迁，却又因为因缘的改变，转而用种种手段谋取私利，甚至有时为了维持过去的“英雄”形象，往往还落入虚伪矫饰。

而菩萨的“慈悲”特征包含什么具体内容呢？这里先引用一段《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的说法来描述一下：

“若菩萨摩诃萨以无摄受、无悭吝心修布施时，持是布施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设有受者非理毁骂、加害、凌辱，菩萨于彼不起变异瞋毒害心，唯生怜愍慈悲之心。”

这段经文的主要意思是说，当菩萨去给他人布施时，也就是帮助他人，假如被帮助的人反过来毁谤辱骂，甚至加害凌辱自己时，菩萨也不会生起嗔恨，反而只有怜悯慈悲之心。

或许很多人听到这里，会感觉不可思议，因为要对一个可怜的人表达善意不难，但是面对“反噬”而不生嗔恼，对于一般人而言，有如天方夜谭。

慈悲感应的原理

菩萨“慈悲”，感应显灵

正是因为菩萨的“慈悲”如此难以想象，反而使得人们在生命绝境时，把所有的希望投归到佛菩萨身上，虔诚祈求，以至于产生了大量“感应显灵”的故事。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国人的心理是高度实用主义的，可以虔诚，可以敬畏，但也需要某些回报，尤其是现实层面的效果。

正因为这种心理，民间流传的观音菩萨慈悲显灵的故事非常多。这也是中国人建立信仰的基本逻辑，相信佛菩萨的慈悲，也希望能得到护佑。比如撰写《观音——菩萨中国化的演变》一书的于君方，曾经讲过一个小时候亲身经历的故事，或许可以让人理解中国社会观音信仰的强大生命力。

于君方说，当初之所以会写这本关于观音信仰的学术著作，是因为抗战时期的一段经历。她的外祖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佛教徒，每天早上起来，第一时间就是供奉家中的白瓷观音，并且还以诵持《大悲咒》作为日课。每当人生遇到艰难事，外祖母都会向观音菩萨倾诉，将其视为自己的“慈悲女神”。

抗战兵兴，她们全家人到大陆避难。等到战争结束，终于有希望返程了，但当时交通极度不便，船票紧缺，在武汉等了三个月，才终于买齐了一家人的船票。在出发前一晚，全家人特意露宿江边，生怕错过航班。可就当全家人准备上船的时候，外祖母突然告诉大家，她看到江面上有观音菩萨向她示意“不要靠近”。

她认为，这表示观音菩萨在提醒她这艘船有着某些看不到的危险。于君方的母亲是当时少见的女性知识分子，不仅大学毕业，而且还是历史教师，怎么会相信外祖母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说法？但最终因为老人的坚持，母亲也不得不让步，全家只能放弃登上这艘好不容易才等到的回乡之船。

可是奇怪的是，这艘船在驶出码头不久，就误触日军撤退时放置在长江中的水雷，最终沉没。正是这段经历，让于君方对救苦救难的观音信仰传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专门写下这本非常厚实的研究著作。

从精彩程度来讲，于君方的儿时经历，不过是千百年来东亚“观音信仰灵验记”中的一个非常普通的故事而已。因为历代都有非常多的“观音灵验”的故事流传，借着这些记录，“大慈大悲观世音”的形象深入人心，流传至今。

比如在民国时期许止净编的《观世音菩萨本迹感应颂》中，就收录了从古到今的很多观音菩萨的感应故事，不过其中多数具有强烈的民间信仰特征，而不大被主流士大夫或现代知识分子群体所认同。

但在东亚社会的佛教信仰中，观音的慈悲形象之所以如此流行，一方面的确反映了人们摆脱人生苦难的强烈渴望，但是观音菩萨“救苦救难”的形象与作用也有着佛教经典的依据。比如《妙法莲华经》中非常重要的一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简称<普门品>），就是东亚观音信仰的重要来源。

其中有段经文，主要的意思是说：如果有人遇到险恶的处境，无论是火灾、船难、牢狱、盗贼等等，只要称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就能脱离险难。而在佛教史上，念诵观音菩萨名号从而化险为夷的记载比比皆是，比如去印度求法的法显和尚在著名的《佛国记》中，就记载了他的观音灵验经历。

法显在印度驻留十四年之后搭乘商船启程回国，出发后三天却遭遇了大风浪，船体开始漏水，而船上的商人为了防止船只超重，纷纷丢弃各自的随身财物，法显和尚为了避免这些商人不会丢弃自己从印度带回的佛像和佛经，于是一心念诵观世音菩萨名号，结果虽然狂风吹了足足十三天，但他们乘坐的船只最终幸免于难。

《诗》

改变心念，转危为安

在佛教史的记录中，可以看到大量因为危难而念诵观音菩萨的感应故事，但这些故事中的直白逻辑常常让人怀疑：为什么简单地念一下观音菩萨的名号就能脱离危险？这是否只能用“信者方灵”的说法就轻易打发掉？还是说，我们或许还能给以某种解释？

佛学中有关于因果业报的看法。人之所以会遭遇各种不同的处境，无非是各种因缘条件成熟的结果。落实到个体生命层面，就和每个人的善恶业力有关，善的业力会引发善的结果，恶的业力则会引发恶的结果。

而之所以有善恶业力的问题，推其根本，不过是因为有善恶的念头。而善、恶念的发起，我们常常会觉得是不自主的，是遇到境界后自然触发出来的，这其实是因为无明的根源所造成的结果。因为我们妄认有“我”，就会产生贪嗔痴的烦恼，就会自然生起善、恶念。

有人或许感到疑惑，“善念”难道也和烦恼有关吗？其实我们无论行善还是行恶，一般都是带着“我执”来运作的，比如有时候我们生起想要帮助他人的念头，这固然是一种难得的“善念”，但这背后仍有对“行善”结果的贪执，也就是渴望获得对应的回报，这同样是某种意义上的“烦恼”。

《诗》

当我们遇到危险状况时，大多都会产生惊恐、畏惧的情绪，甚至会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但如果此时能够通过诵念观音菩萨的名号去忆念某个能够产生安抚作用的对象，比如观音菩萨的形象，并且由于某种专注而至诚的信心配合，我们的心念至少能安定下来，并且因为在危急之中所激发出来的彻底的虔信心，使得此时的起心动念不会被烦恼情绪挟持。

这就相当于，心念运作的方式在此时改换轨道，从而也让这件事情的诸多因缘条件悄然地改变，也就自然有可能让危难险境出现转机。

但这也不意味着但凡念诵观音菩萨的名号就一定会让人脱困，因为这还要看念诵者的状态如何，比如我们可能只是口念心不念，或是就算是念，也带着强烈的怀疑和不安，这或许也不能让因缘得以马上转变。

举个现实生活中的例子，很多人的性格十分刚强固执，因此在生活中可能常常遇到不如意的人事纠葛，甚至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以至于自己身心疲惫、满腹委屈、不堪重负，所以有人会因此来到寺庙试图获得帮助。

我曾在寺庙的殿堂中看见有人面带愁容，在观音菩萨像（或是其他佛菩萨像）前不断喃喃自语，似乎在诉说什么，历时长久。他们所面对的那一尊尊佛菩萨像，似乎就像是一个个散发着慈悲气息的“树洞”，供人安静地诉说与祈祷，很多人都会在这样的过程中得到某种心灵疗愈。

这并不是因为佛菩萨塑像给人摩顶安慰，只是因为当我们无助的时候，会因为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而让心得以放松，暂时就不会在过去的思维模式中恶性循环。

虽然这种心灵疗愈的效果并不像前面所提到的感应现象那么夸张，但是通过改变心念运作的模式，从而改变事情演化的方向，这个例子和前面的感应故事无疑分享着同样的佛学认知逻辑。

“观音菩萨”，在我们自己的心中

有时候我们遇到与他人冲突的场景，比如在地铁或是汽车上彼此拥挤，不小心踩到了他人。按照一般的剧本，被踩的那方大多会埋怨怪罪，甚至还会口吐恶言。听到这样的话，我们多数都会心生不爽，理性一点的人或许还会和对方谈谈道理，脾气暴躁的人则会立马回击，乃至大打出手。

如果我们把时间点定位在对方口吐恶言的那一刻，其实我们已经面临所谓的“危难险境”了。因为可以预料的是，假如我们顺着嗔怒的念头发展下去，就算最终只是以口角争吵收场，这个过程所带来的负面情绪也会让人元气大伤。

假使这时车厢里突然响起让人感觉温暖安宁的音乐，而且还特别契合你的偏好，你的暴躁情绪或许一下子就舒缓了下来。看着那位对你出言不逊的人，或许不但不会生气，还会面带笑容地解释和应对。一般而言，对方也不会不依不饶。

这就像<普门品>说的那样：“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夜叉、罗刹欲来恼人，闻其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恶鬼尚不能以恶眼视之，况复加害。”

这句经文中，“夜叉、罗刹”或许并不是特别指代某个人，而是指每个人都常常会生起的那种“恼人之心”，我们常常被这些烦恼情绪带跑，然后做出很多错误的行为，最终让自己陷入不利的境地。而“观世音菩萨的名号”是不是可以指代那一段车厢里的温暖音乐，或是旁人充满善意而智慧的调停，使得当事双方能够息灭嗔怒之心，从而转危为安呢？

所以，尽管在很多观音灵感故事中，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观音形象，但是也同样有许多因为诵经持咒进而消灾免难的故事，并没有出现具象的观音形象。

比如玄奘大师在穿越沙漠戈壁莫贺延碛时，不小心打翻了水囊，因为口渴而产生了幻觉。但他仍然一直念诵《心经》和观世音菩萨名号，虽然五天滴水未进，随行的老马却鬼使神差地将他驮到了沙漠中的一汪清泉旁，从而得救。

在这个感应故事里，并没有所谓的观音菩萨天降甘露，或是送来水囊，而是以一种可以理解的方式度过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