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斯拉夫，找到生命的火把

发布时间：2024-03-18 08:43

携带指南针和地图，以便在迷失方向时找到回家的路。 #生活知识# #户外生存#

原标题：在南斯拉夫，找到生命的火把

对于更多青年人而言，南斯拉夫是一个陌生的名字。这个在上世纪就已经失落的国家，在战争仍然频发的今日，似乎早已不再需要被凝视。但直到今天，仍然有人在深入这片土地。为什么有作家依然在写南斯拉夫？这片土地上，又正在发生什么新的故事？

书写南斯拉夫，是由柏琳生命中诸多偶然构成的必然。成长经历中许多与南斯拉夫有关的片段，打开了柏琳对这片土地不可遏制的探求之心。但真正使柏琳下定决心了解南斯拉夫的，是访谈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的经历。柏琳希望探寻到汉德克始终逆流而上的创作精神背后的神秘激情，而汉德克的答案，也正是柏琳选择前往南斯拉夫地区的原因——“我是一个本质主义者，我必须得过另外一种人的生活，必须体验其他人”。

今天单读分享单读新书 037《边界的诱惑：寻找南斯拉夫》一书中序言的节选。在行程被疫情阻隔，回到书桌后，柏琳用两年时间，写下了自己的答案。对她而言，这是一次必须完成的体验，她也邀请读者来一同体验——读一读，或者和她一样，亲自走一走。

生命中的火把（节选）

——《边界的诱惑》序

撰文：柏琳

和前南斯拉夫的邂逅，是我生命诸多偶然中的必然。我开始动笔写下这篇序言时，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所有关于“为什么要去南斯拉夫？为什么要写南斯拉夫？”的问题，我都可以用一种神秘兮兮的态度来回答：因为幸运。我幸运地在南斯拉夫找到了生命的共振，找到了一个火把，用以释放生命中躁动不安的那簇火焰。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有这样的机会的。终其一生，许多人也没有点燃那簇火焰，更不消说去寻找共振了。我却在而立之后的年纪，过早地（也许过晚地）找到了南斯拉夫，找到了生命中的火把。很多人总是好奇，我怎么会对一个如此遥远的地方萌生出这样强烈的情感，强烈到不得不倾诉，不得不书写。老实说，我自己也受了惊吓。

我一向不迷恋文本，不信任旁观。我信赖行动，更注重体验。我心里很清楚：人都是会说谎的。在我的价值天平上，说出的话，写下的字，重量远不及真实的行动所能带来的改变。我这么说，怕是要让许多人感到不适。但我相信，许多写作者的内心一定和我有着同样的怀疑：当你长久地困于书斋中，困于文字和图像的独裁王国中，困于信息的洪流中，如何坦诚地投入生活，如何在以肉身体验实在的困境之后，在用常识和经历过滤二手信息之后，真正抵达真实？不爱逃避的个性，让我执拗地追寻着某种虚无缥缈的“真实”。老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也相信这句话。2018 年后，我去了巴尔干半岛，踏上了前南斯拉夫的土地。

接下去的问题是，为什么选择前南地区？形象地说，是数点火星引燃了火把。

这里有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1997 年，我上小学三年级，经常周末趁父母不在家，溜进他们的房间看电视。当时的中央六台电影频道有个栏目叫“流金岁月”，还有个栏目叫“佳片有约”，我人生中所有关于译制片的美好记忆，都来自于此。关于南斯拉夫的最初记忆，也都来自于此。《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这部“红色电影”我大概重看了五六遍，那时候我并不明白意识形态的含义，但是，忠诚、勇气、信念、团结、善良、为他人着想，这些今天也许不再被人重点谈论的价值观，却在一部老电影里，给予了我一种洗礼。

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

萨拉热窝的铁匠大街在清晨笼罩着薄雾；老钟表匠在清真寺庭院里倒下去时，大群白鸽从他身边飞起；纳粹军官失败后，站在黄堡的山顶感叹“看，这座城市，它，就是瓦尔特”；面对暴行，广场上所有的普通人都选择走上前去和纳粹对峙；老钟表匠决定代替瓦尔特赴死前，嘱咐徒弟要记得还一些欠账，临走语重心长地对徒弟再三叮嘱“要好好干，好好学手艺，一辈子都用得着的，不要虚度自己的一生”......所有这些场景，对我来说，仿佛已经不是电影而已了，它们定格成我脑海里的某部分。后来，我真的去了萨拉热窝，见到了电影里“瓦尔特”扮演者巴塔的儿子——满脸和气的发福的中年银匠，和我激动地拥抱。我要如何告诉他，正是因为瓦尔特已经不在了，我才想来萨拉热窝。

第二个时间点是 1999 年。科索沃战争，北约轰炸南联盟，位于贝尔格莱德的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遭袭，三位中国工作人员罹难。我上小学五年级，已经对什么是正义和不公有了朦胧的认知。我记得那是 5 月 8 日，周六，电视里铺天盖地都是这则新闻。两天后的周一，上午第一节课是数学课，班主任王老师走进教室，严肃地说：“同学们，上课前我想问大家，知道周六发生什么了吗？”当时的我突然就激动起来，连手都顾不上举，僵坐在位子上，大声插嘴：“我知道！北约轰炸南联盟！”这时候，教室里不知哪个角落传来声音：“这个南联盟在哪里？和我们上数学课有什么关系？”

在安静的课堂上，声音清晰可闻，我相信每个人都听见了。我注视着讲台上的王老师，看他抿紧嘴唇，知道他有些动怒。教室里沉默了有一分钟工夫，王老师说出了至今我也不会忘记的一句话：“南联盟和我们的数学课有什么关系？我希望你们之中会有人在二十年后告诉我答案。”

当时，这是一句太过深奥的话，也许谁都没有理解。数学课开始了，我却整节课都在开小差。我苦思冥想，还是不懂，这个长相酷似周总理的班主任，这个生活清贫、每日穿着洗得发白的衬衫来上课的中年男人，这个每日照顾患病妻子的人，这个利用周末时间为同学们开设免费的园艺、刻章兴趣班的人，这个因为我不爱写数学作业而时常点名批评我的老师，内心保有的究竟是怎样的炽热火焰，以至于失常般地在数学课上做出这样的举动？

下一个时间节点是 2016 年。我已经做了记者。这一年对我很重要。这一年，我和三位外国作家做了深度访谈。第一位是 2015 年诺奖得主、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第二位是现已去世的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第三位是 2019 年诺奖得主、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

今天看来，这三位作家之于我，其不可预计的影响，着实让我吃惊。也许，理由论述充分的话，可以说服我自己（我认为，真正说服别人，是一种徒劳的期待）——和他们的对话，打开了我对前南斯拉夫那片土地的不可遏制的探求之心。从本质上说，和他们的对话，都是同一个主题的不同面向：爱与理解，如何被人为的边界所隔？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是我进入不同文本的初动力，也是我对这个世界最大的疑问。

对阿列克谢耶维奇来说，爱被“冷战”的边界所隔，这道边界让人们丧失了认知幸福的能力。即使边界突然消失，人们也已经不知道该如何自然地过日常生活，不知道除了忍受生命中无尽的痛苦之外，该怎样去闻一朵玫瑰花的香气。后苏联时代的人，已经被那道冷战边界规定了一生的路途。面对尴尬的历史转型和突如其来的“自由”，“很遗憾，我不记得从前有过任何好事情了”。奥兹先生呢，这位以色列作家和我说了一个秘密——政治问题就是家庭问题。巴以冲突也好，巴尔干民族冲突也好，甚至是东方和西方的文明冲突，都是人类这个大家庭的内部冲突。有时候婚姻触礁，有时候兄弟阋墙，我们总是把自己当成受害者，把对方当成加害者，每个人都在说，“我比你更受伤害”。于是，在你和我之间，裂开了许多道边界，两边的人似乎都认为，这是不可弥合的。在一定程度上，奥兹先生认为巴以冲突的解决之道，就是划定某种“边界”，如果不能做情人，就做邻居吧。希望有一天，边界两边的人，都可以邀请对方去家里喝咖啡。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知道这种情景非常罕见。奥兹先生也承认他是理想主义的，真正的政治现状是，人类无穷无尽的愚蠢和不原谅导致了更多边界的产生。一分为二以后是更长距离的疏远和偏见，而非毗邻可及的交流和分享。“前南斯拉夫的悲剧已经说明了一切，边界是双刃剑。”奥兹先生曾这样慨叹。当我请他多说一些时，他选择保持沉默。

电影《无主之地》

把政治问题简化为家庭矛盾，也许会被怀疑是某种思想上简单的白痴态，听上去可能只是软绵绵的浪漫化解释。政治选举，国际关系，民族矛盾，外交斡旋，军事行动，哪一个不是硬邦邦的“真问题”？然而，把这些似是而非的硬壳的本质隐喻化，不过就是家庭成员之间的较劲、站队、抱团、打架、和解罢了。毕竟，谁不是地球村的一员？

不过，真正让我下定决心去了解南斯拉夫的，是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2016 年 10 月，汉德克先生来到中国。我为了能做好这位让人难懂的作家的访谈，提前开始了苦读。在四十多天时间里，我速读了汉德克作品已有的中译本共九部。相较那些在艺术造诣上更“纯粹”的小说和剧本，我唯独对《痛苦的中国人》这本难以定义的书印象深刻。

这是一本“名不符实”的书，收录了小说和三篇游记。其中，写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三篇游记，体现了他面对剧烈的欧洲政治动荡时作为一个作家的无畏和良知，笔端对准南斯拉夫解体后的巴尔干半岛，写解体在他心灵深处产生的震荡。这也是汉德克比较罕见的文学叙事直接涉及政治批评的代表作，它们把他推到了欧洲政治舆论的风口浪尖。

怀着几乎是震撼的心情，我把这三篇迷人的游记颠来倒去读到脱页。书页上也因此留下了咖啡渍、茶渍和面汤的痕迹（可见我的读书场景），但依然被我视若珍宝，放在案头。我无法表达，究竟是怎样的神秘的激情，把我牢牢吸引到这些勇敢而充满诗性的文字上。

1991 年 7 月，南斯拉夫开始内战后不久，汉德克在《南德意志报》上发表了檄文《梦想者告别第九王国——一个逝去的现实：追忆斯洛文尼亚》；1995 年底，南斯拉夫内战刚刚告一段落，他赴塞尔维亚旅行，并写下游记《多瑙河、萨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纳河冬日之行或给予塞尔维亚的正义》；1996 年夏，他再度前往波黑的斯雷布雷尼察，撰写了《冬日旅行之夏日补遗》。这三篇随笔无一不是从切身的体验出发，以真实的肉身感受真实的时刻，叙述了南斯拉夫解体后那片伤痕累累的土地上的真实画面。因为和西方主流媒体抨击塞族的一边倒报道形成鲜明反差，媒体对汉德克群起而攻之。

我却被这些诗意的、在眼前现实和脑中沉思之间来回跳跃的、跟随画面真实律动的文字占据了身心。在我眼里，每一个字都散发着质疑的气息。汉德克为什么冒天下之大不韪，为什么如此逆流而上，去往一个已经不存在的国家，再写下如此针锋相对的文字呢？

带着巨大的疑惑，我渴望在和他的对谈中得到一些答案。由于某些原因，汉德克谈南斯拉夫的部分并不太多，但我感受到了那种被遏制在体内的激情（或者说激愤），我想我完全理解——时常戏谑自己在媒体面前“需要扮演作家的角色”的汉德克，是很难在初次见面的媒体记者面前卸下心防，坦诚谈论深藏在他心中的南斯拉夫的。他也坦诚过，可是被伤透了心。他很早就选择不再公开谈论南斯拉夫，后面发生的事证明了他的明智——2019 年获诺奖后，西方记者围在他的家门口，循环质问他，为何 2006 年要参加前南总统米洛舍维奇的葬礼，很少有人真正关心他的写作。

可能是受到了我执拗追问的感染，汉德克还是给了我某种答案：“我并不是像加缪那样的存在主义者，我是一个本质主义者。我的辩证法是，我必须得过另外一种人的生活，必须体验其他人。”

在信息搜索、资讯轰炸替代了肉身存在感的二手时代，我们怎样去甄别信息？如何从单纯的“占有知识”走向“真正理解”？如何打破信息和现实的边界，从而“感受真实的时刻”？汉德克的方式是体验。面对南斯拉夫解体后千篇一律的媒体报道，面对电视里经过了剪辑和筛选的雷同现场画面，他选择亲自一探究竟。

电影《流浪者之歌》

“在那里真的发生了什么？”这是汉德克关于南斯拉夫最核心的问题。重要的是质问，不是接受。重要的是体验，不是想象。重要的是反思，不是指责。那段不同寻常的前南之旅，汉德克的答卷显得格格不入，扎了许多“知道分子”的心，但他还是不依不饶地问：“我们这一代人该如何面对南斯拉夫呢？”在他看来，这个问题关乎真实欧洲的建构，关乎他那一代人是否能够真正获成长。

真实欧洲的建构，或者父辈如汉德克那一代人的成长，并非我迫切好奇的事，但这其中透露出了一个更为逼人深思的问题：究竟是什么阻碍了人变得更好的可能性？换言之，阻碍理解的边界是如何生长出来的？我们怎样才能成为如汉德克所言的“坚定而开放”的新一代人呢？这是我最迫切的问题。

坚定而开放的新一代人，我非常期望自己成长为这样的人。那正邪难测的南斯拉夫之旅，对我来说，于是也成了一定要完成的旅行。我无意在此复述汉德克的见闻，因为我信奉体验——或者你亲自读一读，或者你干脆和我一样，亲自走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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