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变》：疾病、肉体和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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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突变》：疾病、肉体和身份

《突变》，作者: [墨] 豪尔赫·科门萨尔，译者: 施杰，群岛图书｜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年9月。

《突变》是墨西哥作家豪尔赫・科门萨尔的长篇处女作，讲述了一位被切掉舌头的律师的故事——主人公拉蒙・马丁内斯因患癌症不得不接受手术，这位事业有成的中产阶级男人因而失去了谋生手段。丧失了语言的拉蒙仿佛失去了支配他人的权柄，只能无声地煎熬于实际的生活琐事并任由癌细胞肆意扩散。

随着叙述的深入，拉蒙身边的人物渐渐为人所知——青春期沉溺于暴食和自慰的儿女、意见不合的妻子、富有而狡诈的兄弟、热衷于拉康学派的心理咨询师、想利用自己的病例在学术界大展拳脚的肿瘤医生，以及对宗教过分虔诚的女佣。女佣的礼物——一只脏话连篇的鹦鹉在小说的后半部登场，将叙事推向了诙谐隐喻的超现实境地。它不仅为病人带来了欢乐，还成了他的“义嘴”，喊出拉蒙所不能喊的。这只买自菜市场的、充满活力的鹦鹉既是不洁净与疾病的象征，也成了这位病人不可思议的动物镜像。

如果说在后现代小说的范畴中，《突变》所处理的主题并不罕见的话——疾病、死亡、跨学科的融合、身体和自我认同的关系——那么这部小说格外迷人之处则在于语调上的微妙，悲喜剧间的切换平衡。例如，当拉蒙已经确定治疗无望，停止化疗时，紧接着的是一段长达三页不分段落的意识流式的独白，这段独白以嬉笑怒骂的口吻谈及肿瘤带来的疼痛、鸦片的好处、离婚的权衡和对付自己弟弟的计划等等：“我跟我女儿一起在网上查过，几千年前有没有癌症，说是有的，这操蛋玩意儿，连恐龙都逃不掉。可是，就说眼下这会儿，海狮都还在得着睾丸癌呢，都是水污染给害的……横竖他借给我的钱也不是他好好挣来的：要么供应商，要么员工，反正总有一个要被他搞……鹦鹉贝尼托在秋千上剧烈摆荡着，像在频频点头，赞同拉蒙的计划。”

在《突变》中以反讽、冒犯的幽默处理严肃事物的手法可以在拉美小说的传统里找到属于它的脉络。科门萨尔在一次采访中表示，对《突变》的创作影响最直接的，是墨西哥剧作家、小说家豪尔赫・伊瓦尔根戈伊蒂亚（Jorge Ibargüengoitia）。伊瓦尔根戈伊蒂亚的剧作家生涯尽管称不上成功，但他的小说作品使他跻身墨西哥最伟大的作家行列。和科门萨尔相同的是，这位小说家同样惯用一种讥讽的语气重新书写被官方塑造的严肃议题，如民族英雄或历史叙述。在小说《八月的闪电》（Los relámpagos de agosto）中，伊瓦尔根戈伊蒂亚取材于20世纪初的墨西哥革命，而在《洛佩斯的步伐》（Los pasos de López）则继续用讽刺的手法描述了墨西哥独立过程中不为人知的一面。戏谑所通向的往往是一种去神话化，正如伊瓦尔根戈伊蒂亚化解墨西哥历史话语的神秘性那样，科门萨尔也在化解着围绕着死亡和疾病的庄严的壁垒。

面对死亡，拉蒙虽无可奈何却很少犹豫，行动力十足，仿佛带着一个父权者的惯性，不放过任何一个掌握决策权的机会。例如背着妻子将金表置换成现金以支付离婚所需的手续费，拒绝使用轮椅，以及在暗中秘密地计划着自杀。在叙述中，拉蒙从没有流露出自怜自艾、垂头丧气的消极态度，相反，他时而破口大骂，动辄举起酒瓶砸向羞辱他的兄弟，时而又因那只鹦鹉的口无遮拦开怀大笑、心情大好。就连结尾处拉蒙去世的场面都充斥着闹剧般的声音——喧嚣的鹦鹉和不知所措的仆人。作者用一种不失反抗意味的戏谑语调，将喜剧与悲剧间的微妙平衡保持到了最后。

健康的时候，也许没有人会格外注意到舌头的存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疾病也可以将身体从遗忘中拉回现实和存在中。《突变》中的很多人物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处理，或挣扎在自己与身体之间的关系中。除了叙述的中心拉蒙，他的心理咨询师特蕾莎也曾因乳腺癌失去了乳房，她的另一位年轻的病人则因免疫系统被化疗损害而患上病态般的洁癖，时时刻刻都留意着自己的身体和周遭的环境。对于这一在女性写作中经常出现的主题，作者科门萨尔似乎提供了自己的角度和观察。借特蕾莎之口，作者写道：“我是觉得，没了舌头，再加上他又不是个很‘精神’的人，这就阻止了他思维和肉身间的相互认同。这种认同的伤害性是很强的，对我造成过很大的影响，哪怕我的肿瘤是遗传的，且一直都有这个风险。就哪怕有再多理由，我都会觉得，是我的错，我的过失。但他不。感谢切除术，让他省去了所有那些自恋的幻想——将自我等同于身体。我的情况则正好相反：乳房被切除的那一刻，我就完全失去了自我。”

从特蕾莎这段话中，读者可以想象，也许特蕾莎作为一个女性被切除掉乳房带给她的影响，要远远深于拉蒙作为一个律师被切掉舌头。和拉蒙相比，特蕾莎和自己的身体无疑具有更紧密的关系，或更加直接的“和肉身间的相互认同”。同样是失去了自己身体的一部分，特蕾莎的目光是向内的——肉体上的变化引发了对自身完整性和女性身份认同的思考，而拉蒙的反应则是外向的，好像只是得了一场感冒，继续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对周围施加着影响——这既体现在具体的暴力行为上，也体现在对财产日渐增长的掌握欲上。

与此同时，特蕾莎另一个年轻的病人爱德华多似乎在身份认同中的“精神”与“肉体”的光谱里又画下了一个新的定位。谈到肠道菌群时，他不失哲学色彩地说道：

“为什么我们里面要装着一些不是我们的东西呢？”

而当特蕾莎问他“你的身体不就是你吗？”，爱德华多的回答明确而别有深意，他说道：“是我的，但不是我。”与拉蒙不同，敏感多病的爱德华多不是一个对自己身份缺乏意识和思考的人，但和特蕾莎的性别意识又迥然不同，她逐渐地意识到自己对爱德华多无能为力又不愿放弃。从某种意义上讲，三个人为小说的题记提供了三种不同的阅读方式和可能性，即作者摘自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中的引用：

“疾病并非隐喻，而看待疾病的最真诚的方式——同时也是患者对待疾病的最健康的方式——是尽可能消除或抵制隐喻性思考。”

对拉蒙来说，疾病从不是他回顾一生所作所为的契机，作为无神论者，这位律师对因果报应毫无兴趣；可对特蕾莎而言，患癌的事实始终引诱着她审视自己的生活。然而对于年幼患病的爱德华多，事情则反了过来——疾病并非生活的隐喻，而是他的整个青春时期都不得不活在疾病的后果里。患者无法定义自己的身份，可疾病无疑改变着人们的存在方式。《突变》因而提出了一个有关身份与疾病、精神和肉体的古老问题。

电影《遗愿清单》剧照。

此外，《突变》是一部具有典型跨学科色彩的小说。它的结构如同几个同心圆——失去了自己的声音的拉蒙像一个真空的叙述中心，围绕着他的是无法相融的异质性话语，其中既有复杂的医学术语，精神分析学专有名词，也有日常谈话和宗教话语，而这些特质无疑标记出了这部小说的后现代性。读者可以在小说中发现不同的语域共存在同一个叙述者的讲述中。当功利的病理学家阿尔达玛在教堂里聆听布道的时候，他忍不住地用他的医学知识破解着牧师口中的宗教叙述：“……上帝之子会不会得癌呢？他父亲的染色体一定会给予他一些永久可靠的抑制肿瘤的东西——P53、NF1、BRCA1和BRCA2等基因。他可以想怎么来就怎么来，不用担心这些风险因素会引发肿瘤——抽烟、吃腊肠、用美黑床、把核废料搬来搬去。那么多强力的敌人对他来说全不是敌人，那耶稣得有多健康。”

除了增添了一丝戏谑和冒犯的语调之外，在虚构类的体裁中糅合自然科学叙述的另一个效果，就是将这类描述客观事实的语言从字面意义的语境中抽离，暴露在更加开放的小说的世界里。尽管引自苏珊・桑塔格的题记强调了抵制使用“隐喻性思考”面对疾病的重要性，但放在这部《突变》的语境中，更像是一种反讽或者自嘲，因为这部有关癌症的小说怎么看都像是一个巨大的隐喻。

在小说将要收尾的部分，阿尔达玛思考起耶稣的受难：“也许在痛苦之中，他已经预见到了，这是注定要失败的：没有人会自愿遭受这么多的磨难——学习这么多的知识——以至于变人为神。‘很遗憾地通知您，名为人类的肿瘤已经转移到了刚果、西伯利亚、婆罗洲和亚马孙。’谁能医治地球之癌呢？”在这段略显晦涩的独白中，人类的文明被比喻成了肿瘤——贪婪、神秘又充满活力，与此同时，也将医学和耶稣的受难联系了起来：两者都了解有关痛苦的知识。

《突变》中既有历史和宗教的宏观议题，也有细胞分裂的精细微观描述，是一部凸显张力的出道作品。作者豪尔赫・科门萨尔并非具有专业的医学背景，他毕业于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西班牙语与文学系。《突变》展示了作者不可思议的学习能力和在不同语境下对语言驾轻就熟的操纵和改造能力。科门萨尔的主题多样，意象神秘而丰富，没有人知道他的下一部作品会是怎样的面貌。

作者/马涌杭

编辑/李永博

校对/ 卢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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